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这种行政权力的扩大是否已经突破了美国宪法确立的分权制衡的框架，如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或司法权之上？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行政权力的扩大首先是社会发展带来的。美国联邦政府从开国之初的3个部发展到今天的15个部(最新的一个部就是在“911”后建立起来的国土安全部)，表明政府管辖的事务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的增强而得到了急剧的扩张。比如，美国宇航局这一机构在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政府职能的扩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要求。当然，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政府本身具有一种天然的扩张意向。但是，必须同时也要看到美国社会中制约政府权力扩张的努力。尽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在政府作用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社会占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依然是政府规模不能过大，人员不能太多，花费不能太多，对社会事务干预不能太多。从“财政悬崖”事例中可以再次看出国会对削减政府开支的强硬决心以及政府的妥协。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政治价值观念，支撑了美国社会在政府管理几个基本问题上进行选择时所持的立场。首先是民主和效率问题。美国的权力分散和制衡结构决定了政府行动相对缓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尤其是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对立，常常导致一项政策的难产或变更，这种拖延使很多重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比如克林顿上台伊始就着手进行的医疗保障方面的改革在他8年后下台时依然没有进展)。正如理查德·施罗德所说的，这种情况“有时不及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的政府来得有效。但美国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是，草率的政府行动往往考虑欠周，而且有害。如果所有重大问题都由公众充分辩论的代价是效率的相应丧失，那么这是合理的代价，也是美国人民愿意付出的代价”。
当然，现在也有对民主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的一个批评是以党派形式出现的民主往往绑架了国家利益，政党有时为了选票而将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其次是单一与多元。保持政府行动的一致通常是社会管理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由于横向的分权不仅导致各种利益集团对决策过程的介入，而且还导致政府各部门之间为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由于纵向的分权导致联邦和州政府拥有各自的领域；由于司法审查拥有裁决问题的最高权威，因而在美国也就出现了州政府起诉联邦政府、国会与联邦政府对着干、州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彼此不一(比如，2003年夏，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判定同性恋可以在该州结婚，然而随后不久，也就是在2004年1月，美国有17个州投票反对同性恋结婚)之类一些在其他国家甚至难以想象的事。而美国社会似乎乐意看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整齐划一、众口一词、上起下落、干净利索在他们看来才是不可思议的。像上面提到过的因预算危机而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达10天之久，以及在“财政悬崖”事件中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在期限的最后一天才匆忙达成协议等之类的事，或许也只有美国才有。有意思的是，社会对此的指责，要么针对国会，要么针对总统，但很少有人针对导致这一状况产生的制度性机制。正如詹姆斯·威尔逊等人指出的，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是，在我们对此现象深表不安之前，我们应该记住，人们说的是美国政府官员，而不是美国的政府体制”。这从另一面表明这种美国式的分权管理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土壤。
再者，积极还是消极。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消极的角色？分权的政府是否必然是一个消极的政府？美国人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矛盾的。受美国历史上反政府文化的影响，“美国公众对政府的态度通常是负面的，把政府看做是大的、非人性的和无效的”。这表明，美国人一般来说不喜欢有一个积极的政府，不喜欢有一个大政府。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喜欢从政府项目中得到福利，希望政府保护他们。一个例子是2010年的墨西哥湾石油钻井的大泄漏。它导致数人死亡以及每天19000加仑的石油溢入大海，造成生态灾难。这时，要求政府少管的声音突然停止了，一些以往反对政府有作为的人要求政府干些什么来制止这场灾难”。这一点在美国人有关美国政府开支的看法中也表现了出来。一方面，“他们要削减政府自身的开支，但同时在一些国内项目(教育、健康、环境、退休、失业、执法)上要求增加开支”。但问题在于不具一定规模的政府又如何能提供远大于这一规模的服务呢？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也反映在政府对这种社会文化和情绪的迎合上。比如，克林顿政府在新公共管理改革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和目标就是“花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以“通过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来把人民放在首位，服务于他们的顾客，授权给雇员，帮助社区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以及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一般来说，在国家发生灾难和危急时刻，美国人希望政府有所作为和表现，但在平常时期，美国人通常又不愿意政府积极干预，权力过大，而危机在美国的国家历史发展中毕竟只是较为短暂的一刻。危机一旦过去，民众心目中的政府仍然应是一个受到制约的、相对消极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