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这一输入的多样性还来自国际社会经常不定的变化。这一输入也可能导致不同行政部门因不同的自身利益，以及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而产生政策上的不一致和前后矛盾。比如，中国人可能还记忆犹新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访美事件，美国行政当局曾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不欢迎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并拒发签证。但这一政府决定最终因国会对政府决定持反对意见而得以改变。
分权的结构又导致了政府转换过程的分散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转换过程缺乏一个“全面指路”的中央机制。由于行政官员置身于许多互相抗衡和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因此，“对于应该做什么，应该服从谁，几乎不曾有过什么确定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此外，分散的权力结构使得立法、司法和官僚得以分享权力，这为他们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第二，分散的权力结构、输入资源的丰富性以及输入资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在转换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这意味着政府或政府的中下层政府官员能有较多的机会来作出影响执行的决定，或是抵制执行有关的决定。比如，美国国会在1973年通过的《康复法》有一条款规定，在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中，禁止歧视残疾人。政府的交通部在一些残疾人的压力下，巧妙地把这一比较抽象空洞的目标最后转化为了要求每一个大城市的公交车都要安装帮助坐轮椅的残疾者上车的装置。第三，分散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导致在转换过程中出现较多的“权力真空”，并存在一些未被严格定义的权力，因而对它的执行就产生了问题。这是转换过程中行政与立法、联邦与州之间出现冲突的重要原因。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转换过程中各方会努力竞争某些权力，以增加其影响。在诺顿朗看来，“各个行政管理机构——公共机构、各部、局以及派出机构都在不断地为政治生存而斗争。在这场无情的行政管理竞争中，官僚们为了维持他们组织的生存，都竞相向下属团体、立法机构、执行机构以及一般公众争夺有限的权力源泉”。第四，分散的权力结构导致一个完整的转换过程被割裂成几个部分。完整的转换应表现为高层官员制定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负责。过程被割裂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每一部分的责任的确定视结构、功能和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组合而定。这一状况使得行政者往往成了“政治游戏中的一员”，而行政的相对独立性有时被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