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信息公开不足导致“治理危机”
在“信息公开—理性化—公共治理”的结构框架中，信息公开处于基础性的位置，也是寻求治理现代化的初始环节。如果信息公开不充分，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即造成治理理性化的不足，从而引发和加剧当代公共治理过程中的一系列危机，如邻避困境、决策难题、社会冲突升级、官民互信资源的流失，等等。一些治理失败的个案，一再向我们揭示信息公开不足与治理危机的内在关联。
例如，2013年广东江门反核电燃料项目事件。这个本预计投资金额达到400亿元人民币、正式建成后会为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核电项目，却因公众反对，中途停建。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立项之初，当地政府并没有充分公开相关的项目信息（主要是项目的环评信息），从而造成当地民众的心理恐慌。毕竟，民众不是核电专家，他们对于核电方面知识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正因为知识方面的不足，公民无法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最终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将政府逼上“工程停建”的绝境。
又如2014年深圳突然限制车牌事件。在这起公共事件中，尽管政府的初衷并无恶意（缓解城市交通的拥挤和改善空气质量），但由于采用手段不当，致使社会各方都不满意政府的此项决策。事实上，深圳是否限制车牌的讨论由来已久，可政府总是回避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过，其负责人也承诺，“如果深圳出台这样的政策，一定会广泛听取意见，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但话音未落，一夜之间深圳限制车牌的政策就出台，且迅速实施。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并没有为该决策利益涉及的各方提供一个可以表达己方观点的平台。因此，政府制定决策的初衷再好，如果不能与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同样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中国传统和当下的政府管理的体制模式，仍具有“管理性”色彩，表现为主体的单一性、层级上的自上而下、信息的内部循环以及参与的虚无化。这种体制往往导致政府机关非常拘谨、敏感、不自信。尽管表面上仍旧非常强势，但在心理上，由于明白在整个行政决策过程中没有让民众充分知情、有效参与、合作治理，因此也就没有底气和自信。
五、以透明、参与、责任为要素推进治理现代化
针对当下中国管理模式的具体问题，为促成社会管理和公共生活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在体制改革方面需要将公共治理的核心要素嵌入体制之中，推动体制变革，促成公共理性。
第一，现有的体制需要进一步强化透明度。事实上，信息的开放、流通，本质上是一种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进行表达、参与、监督、选举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信息的公开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体制性层面的问题，更是公民主观权利的满足问题。所以，在改革方面，它的空间很大，现实性很强。目前，我们只是强调政府信息的公开，而这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果的公开、静态的公开。因此，改革的重点是从结果公开转向过程公开，即整个决策的过程都应该是公开的。如果政府的透明度能进一步提升，极有可能发生某种“溢出效应”。换言之，构建更加透明的政府可能正好是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