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一个是“官本位”、一个是“物本位”，这两个问题是今天政治经济学创新所面临的要害问题。正因为存在着“官本位”和“物本位”，因此后来它这个思想的演变，就形成了“双重奴役”的问题。一重就是“权力奴役”，在此体制下，每个人都成了一个附属物。二重是“金钱奴役”，或者说物质的奴役：丧失信仰，追逐金钱。
对于“双重奴役”的情况，笔者在《人本体制论》开篇“题记”写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侵蚀。”[4] 这两段话，大体反映了笔者对于“双重奴役”的看法：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原教旨的市场经济都是通向人的奴役之路。
21世纪的今天，更要面对“双重奴役”的问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笔者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金钱拜物教（物本位）”与“权力拜物教（官本位）”这两条通往奴役之路都已“接近尽头”。中国急需探索新的包含“人的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完整体系。
二、从“中”、“马”、“西”三个维度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以人本为核心来探讨创建经济学，需要从哪方面来探讨呢?沿着上面阐述的思路，笔者建议可从“中”、“马”、“西”三个维度来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第一个维度，是“中”——从中国本土的角度挖掘人本思想。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著作中就闪耀过“人本”的思想。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的是两千多年前的管仲（齐国宰相）。《管子·中篇·霸言》中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笔者以为，管子能认识到“本理”与“国固”，“本乱”与“国危”之间的内在联系很不简单。尽管他的理论还存在明显的“人本工具论”色彩，但是他所提出的“本固则国安，本乱则国危”思想很深刻。[5] 这是中国先哲的人本主义萌芽之作。我们需要挖掘这些带有中华文明本土色彩的思想。
第二个维度，是“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挖掘人本思想。笔者在写《人本体制论》这本书的过程中，查阅了马克思关于人本的论述，发现有一段十分意味深长的题词。题词人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间为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缘由为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者拟在日内瓦筹办一个杂志《新纪元》。为了创办杂志，他们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为该杂志“创刊号”题词。恩格斯题的是什么词呢？他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并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6]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给《新纪元》创刊号唯独摘录马克思这句话？而且，1894年是恩格斯去世（1895年8月5日）的前一年，这是作为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的概括和表达，也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重要结论。的确，马克思十分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他成为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更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新社会本质的精辟思想，即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是未来新社会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