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来源是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传入的西方经济学，首先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国富论》这部被称为“经济学第一次革命”的著作，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经济学体系，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创立有极大贡献。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来，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马歇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等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说成是“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是代表性的教科书)。再后来，以凯恩斯、琼·罗宾逊、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发展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其中，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当代经济学的产生。
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南北方著名学府曾作出历史贡献。例如，笔者比较熟悉（曾在此修炼17年）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曾作过探索。1927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何廉先生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之下，创办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前身），后又邀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显庭主持研究工作，结合中国经济实际，大量介绍西方经济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都作过广泛传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已开始被政治经济学所吸纳。这构成中国今天经济学的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是斯大林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三大来源里面，斯大林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主流的来源，影响最广泛。就当年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是怎样传入中国内地的问题，笔者这几年做了些调研，走访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前辈，搜集了一些资料。根据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1950年也即新中国成立第二年，高等教育部曾邀请苏联当时经济学的权威到中国来“布道”，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地，办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这是有学位的）。同时，高等教育部还“搭便车”，在燕京大学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把全国20多所著名高校政治经济学的骨干老师请到燕京。人大班是给研究生上课，燕京班是给进修生上课。主要的授课者有四位：第一位是阿尔马卓夫，第二位是然明，第三位是焦姆斯基，第四位是诺罗肖洛夫。上述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以及燕京大学“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可称为奠基性的传播。[2] 尤其是燕京班参加的是各髙校政治经济学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在官方强大的推动下，传播得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