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学术研究》杂志2015年第10期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文中，作者常修泽教授对“经济学体系创新”问题作了理论探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理论创新”列为创新之首，并明确提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转发，供读者一阅。并顺祝近期在武汉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取得学术进展。
[摘 要]中国当代经济学理论有三个来源，包括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从人本思想的角度研究，传统的经济理论主要存在“权力本位”和“物本位”两大突出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侵蚀。在当今中国，“金钱拜物教（物本位）”与“权力拜物教（官本位）”都已“接近尽头”。中国急需探索新的包含“人的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完整体系，主张从“中”、“马”（马克思理论）、“西”三个维度来挖掘人本思想及其在经济学中的价值。以人本为核心来探讨创建经济学，建议采取“一个顶层，三道横梁，四个支柱”的理论框架，由此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稿，征得作者同意，本刊予以发表。
作者简介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改院学术委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37）。
讨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问题，着眼于未来，笔者建议以人本思想作为核心，推进经济学体系创新。本文探讨三个问题。
一、中国当代经济学理论的三个来源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在经济学的来源是哪里？有哪些致命的问题？笔者于1979年至1998年曾参与过《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的研究和编写。[1] ［谷书堂、宋则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此后20年共出8版，本文作者为编修组成员。参见常修泽：《谷书堂主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编修纪略》，《改革与战略》2015年第1期。］根据笔者对中国经济学的了解和把握，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大体有三大来源：“中”（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西”（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斯”（斯大林版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来源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界过去对此研究得不够。当年梁漱溟老先生在山东省邹平县等地搞了一个“乡村建设运动”。他的理论就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乡村建设派理论”。据笔者所知，1917年梁漱溟担任北京大学讲师时，完成了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在经济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在河南、山东开始试验“乡村建设”。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
这一运动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也盛行一时。除梁漱溟先生外，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张锡昌、姜君宸等也在上海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特别是薛暮桥主持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探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构成我们今天经济学的第一个来源——本土经济学派（薛暮桥先生曾任笔者现在所在的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第二任所长，第一任为于光远先生）。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站在改革开放前列的经济学家中，有本土经济学渊源的薛暮桥先生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