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教育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我们要追问“钱学森之问”、思考中国教育的出路，就要去努力地把握教育发展得本质和规律，就要克服一些仅凭感觉、想象和独断的想法和做法。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钱学森之问”就否定新中国教育的巨大成就，不能将“大师”等价于成功的现代教育，而是要在这个成就的基础上直面问题、认真改革；我们不能搞革命式的运动式的教育改革，不能搞“全盘西化”、“先否定一套，再建立一套”的休克疗法，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状进行有目、有标规划的“延伸创新”的改革；我们也不能搞“哪儿有问题修哪里”的办法，而是要进行整体的全局的系统的考虑；我们还不能搞“一步到位”做法，而是要充分的尊重教育改革的规律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在从反面做了一些原则性提醒之后，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具体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议：
第一，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教育观
我们认为人才是指通过后天学习和训练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具有健全思维和人格，并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个体。而“大师”是人才中的人才，是极高层次人才优秀的表现形式。因此，人才应该是受到积极教育引导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从本质意义上说，人出生之后就必然收到各种各样的教育，包括自然的、人为的、无意识的、有意识的教育等，人因为受教育而改变，而成其为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样的教育观将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科学的人才观，而将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科学的教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把自然和社会长期所赋予人的一切潜能充分而全面地展示出来, 即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全面生成、丰富和发展，即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全面生成、丰富和发展。那么这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应该包括：一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主要指人的体力、智力、自然力、创造力、社会能力、现实能力及各种潜能的发展。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随着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将把对自然界的消极片面的拥有变为积极全面的占有, 并在其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三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有着紧密联系，在社会全面进步之中个人的社会性才能得以充分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四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是现实的人，具有自身属性，只有每个人都不断发展完善自身属性，自觉发挥和运用个人才能，人类才能在不断超越现实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历史，达到真正的全面发展。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也强调人的个性化程度。而人的个性，表现为人的不断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是个体的人的独立人格和品质。因此我们的“人才”应该至少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素养和能力。基于此，我们的教育应该根据我们科学的“人才观”而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观。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教育对象的客观性、多样性、多向性、复合性、动态性等问题。幼儿教育时，我们要保护孩子好奇、质疑、探索的天性，允许孩子“犯错”、更多地鼓励和引导。初等教育时，我们在注重知识教授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思维、抽象思维、推理思维和实践能力等；以及培育其健全人格, 促进身心自由和谐发展，培养其追求真理、社会正义、开放包容、团结协作、积极向上、坚忍不拔的人格品质。高等教育时，我们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独立学习和科研的能力，允许学生试错和犯错；我们要在实行专业教育的同时，打破文理工观念界限，提倡文理工兼收并蓄，鼓励文科生学习一些理工知识、理工学生学习一些文科知识，开办一些综合人才、拔尖人才、特长人才的学院或班级等；实行动态教育观念，根据学生状况动态调整培养课程和模式，本科生也可实行导师制等；培养其终身学习、不断学习的观念等。
第二，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方式和制度
人才的成长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其重要的规律就是人成长的阶段性和特殊个性。通常来说，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幼年、少年、青年、中年、壮年及老年阶段，其心理、智力、情感和实践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幼儿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等阶段的教育目标和方法是必须与其教育对象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生禀赋和兴趣爱好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性格、情感和认知能力都是有差异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人的个性表现为人的不断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是个体的人的独立人格和品质。
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时候既要重视作为人的一般成长规律，也要重视每一个个体的成长特点。一方面，我们根据人的不同的成长阶段，有较普适的科学教育目标和方法。幼年教育时期，我们要以培养孩子成良好成长观念和习惯为目标，对孩子进行“民主化教育”、“环境化教育”和“个性化教育”。“民主化教育”，要求我们多给孩子们一些发言权，和孩子们共同探讨商量一些规则的制定，促进孩子自觉地遵守纪律，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环境化教育”，要求我们在幼儿的生活环境中可以设立多种具有教育性的事物，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引导，如在幼儿睡觉房间的墙壁上挂上各种吸引人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图案等；“个性化教育”，要求我们尊重每个幼儿的个性，发现孩子的潜能、兴趣和容易接受的学习方式，给幼儿设计个性化的教育活动方案等。我们还应该将游戏作为教育的载体，激发幼儿学习兴趣；重视科学教育活动中的设问引导，激发幼儿的探索与思考能力；多让孩子做游戏、欣赏艺术品、亲近大自然，培养幼儿审美感知能力等。中小学教育时期，我们要以培养学生崇高理想、科学精神、健康心理、丰富知识和强健体魄为目标，对学生进行“目标式教育”、“参与式教育”和“体验式教育”。“目标式教育”，要求我们培养学生树立自己人生目标、学习目标，以中外历史名人伟人和身边的优秀个人为教育素材，学习他们的崇高追求、科学探索、坚毅执着等品质和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贡献，引导学生有方向的学习、主动学习和自我管理式学习，提升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和学习效率。“参与式教育”，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方式，多进行提问式、互动式、讨论式、角色互换式教学等，让学生充分的参与到规划学习、探讨学习、互相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和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提高学生对知识的领悟和深度把握以及能力的成长。“体验式教育”，要求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试验中、场景中切身体会到所学的对象和知识，比如多进行一些角色扮演、实地参观、动手制作等教学活动，让学生能过在亲身体验中体会到学习对象的真切性、感染力和促动力等。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作为独立个体的不同特点和成长要求，实施分类、分层、多样的教育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的价值追求、兴趣爱好、性格个性和潜能禀赋等，设置各级各式各样的学校，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开办特长学校、技术学校、职业学校、综合性大学等多种学校；高等教育中的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教学型大学、高职高专要明确自己定位和目标；不同的学校要有各自教育方法，比如综合性学校应重视人才的综合素养的培养、应用型学校应重视应用技能的实训、研究型大学应重视具有创新研究思维和能力的人才的塑造。美国在这些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美国设置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特许学校、磁性学校和家庭学校等。公立学校，学校经费来自地方税收和州政府及联邦政府的赞助，学校课程设置实行州统一标准，学生必须参加州级标准化考试方能毕业。私立学校，学校由私人及宗教团体创办，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的交费及其它捐款，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享有自主权，学生可以直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无须参加州级标准化考试，但是由于私立学校的学费非常高。特许学校，也是公立学校的一种，它是州政府特别允许教师经营并直接拨付经费的学校，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人员选聘与组织管理等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免受许多教育法规的限制，教师的待遇也较一般公立学校为高，但他们同时也须分担更多的教育责任。磁性学校，是政府为了解决公立学校的学生高缺席率及高退学率的问题，允许学生跨学区就读的一种学校，这类学校往往会开设如艺术、数学、英语等特色课程，对不同种族的学生，也会有更加公平的政策；家庭学校，家庭学校是家长将自己的家作为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家庭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一般由家长参照本学区的有关条文自定，学生必须定期参加学区的考评。
第三，进行科学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只有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只有改革才有发展，我国现行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只有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但是我们必须走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和现状的改革，否则可能导致“改革无发展”、“改革更混乱”等问题。
首先，我们要认识需要改革的内容。教育改革的内容应该包括教育观念、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观念是指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思考；教育活动是指人在教育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包括教育活动的内容（课程教材等）、主体（教师与学生）、方法和过程等；教育体制是指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即制度的结合体，包括由各级各类教育实施机构与一定的规范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级各类教育实施体制（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各级各类教育行政体制和学校内的管理体制）；教育机制是指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9]
其次，我们要明确教育改革的方法。我们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教学观念和方法，又要发掘和运用中华民族本身具有的积极教育资源，不能搞“全盘西化”“照抄照搬”和“丢根忘基”，要走适合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发展之路；我们要实行“全面调研、典型试点、逐步推广”的稳妥的改良模式，不可搞“革命式”、“运动式”和“飞跃式”的改革。我们还要采用多种改革策略，保证改革实效。美国著名教育家罗伯特·欧文斯教育改革至少包括三种最基本改革方法或策略；一是“经验—合理策略”，要求我们对改革问题有一个深入和系统的思考，拟定一个比较好的改革方案；二是“权力—强制策略”，是指要用权力来强制推行改革方案；三是“规范—教育策略”，为了使改革方案更好地推行，要提高参与改革的所有人和所有组织的自觉性和改革的能力。[10]其实，成功的教育改革离不开这三种策略的综合运用，我们既要有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也要有要自上而下地强有力地推行，还要有参与改革的所有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也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这样才能保证教育改革的实效，也才能推动我国教育的实质性发展。
本文作者：
钟林（1987—），男，四川资阳，哲学博士，华中街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冈市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办公室科长，主要从事国家治理、社会哲学研究。
万小龙（1964—），男，江苏常州，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逻辑与科技哲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量子力学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