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7 月29 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也有人把它称为“世纪之问”。[1]由于该问题本身一直就是国家和社会非常关心的问题，加之又是著名科学家钱老向国家总理温家宝提出的，因此在这种具有广大受众需求和名人效应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引来了各级媒体大肆报道、学者广泛讨论和社会高度关注。纵观诸媒体的报道和学者的讨论，虽然在讨论“钱学森之问”的内涵、价值、反思、启示等方面各有见解、有些差异；但是绝大部分舆论和讨论毫无甑别地高度肯定“钱学森之问”的同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矛头指向了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主要的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承认我们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没有出过什么大师；二是，现行教育制度不合理，制约着人才成长和大师的出现；三是，我们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学及教育管理制度。进一步分析这三个观点，发现都有一些相同的内涵：他们都承认我们现在没有“大师”，也认为我们现行教育制度出不了“大师”；本质上还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所以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或者不成功的；而后经过众多媒体和学者对钱老和其他“大师”的一番分析，似乎发现了秘诀，就是“大师们”基本上都是接受西方教育而成为“大师”的，所以我们要出大师、教育要成功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
为什么舆论普遍地全盘地毫无反思地赞扬钱老的提问，也几乎全部将无情的矛头指向了我国的教育制度，而且呈现出片面化、极化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对于领导科学地认识决策和进行科学地教育改革造成很大的风险，这种片面化、极化的教育批判舆论氛围可能导致领导决策者不能清醒而全面地认识我国现行教育的实际状况和优缺点，也有可能迫使领导决策者为了安抚与迎合舆论，进而做出激进的或不科学的教育改革决策，这可能将中国教育搞成不断的折腾或带入另一个死胡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绝大多数舆论片面地、极化地批判我国现行教育呢？从根本上说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现行的教育供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和期望。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对受教育的意识和权利要求越来越强烈，人们普遍感觉到只有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自我成长、与时俱进和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二是群体受到主流舆论和意见领袖观点的影响出现了社会流瀑效应和从众效应，出现了缺少独立思考的片面化和甚至是极端化现象与趋势；三是由于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温家宝是我们的国家总理，都是人们熟知的社会名人，名人很容易成为大众的偶像，而对偶像的言行高度崇拜而毫无反思，产生名人效应；加之名人又是媒体赚取眼球和赚钱的最好方法，因此媒体迎合与偏好性地进行大肆报道，营造了一种一味的批判我国现行教育制度的氛围。
2015年10月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似乎我让很多学者和媒体的观点大转弯，开始一味高赞中国教育，忘记了不久前的痛批，当然这也有上文提到的三个原因。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钱老提出该问题的重大价值，不得不承认屠呦呦获诺奖的巨大意义，也不得不承认多数舆论对中国教育制度的关心和所做的深入思考；但是我们有必要对“钱学森之问”和“屠呦呦获诺奖”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辩证思考。在这里我们重点是要针对前面提到的主要舆论倾向，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大师，钱老所提出的大师指的是什么、大师有标准吗、大师的标准又是什么？二是大师就等于成功的现代教育，由于新中国还没有培养出像民国一样的“大师”，所以新中国的现代教育是失败的或者说不成功的吗，我们现代教育的理念应该是什么，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三是我们现代教育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一、什么是大师？
在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钱老说：“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民国时期培养的诸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一样的“大师”。但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宏大而模糊的概念——“大师”。
那么什么是大师？在欧洲历史上，“大师”曾是一个具有明确所指的头衔，获得这个头衔需要行业协会认可。获得“大师”证书以后，意味着此人可以合法地招收学徒工。这是手艺人赖以生存和传承技艺的必经之路。随着行业协会被自由市场逐渐替代，以及现代评论在媒体生根发芽，“大师”已不再是明确的职业称谓，而成了一个含义宏大而丰富的词汇。我们要理解对象，就必须先对理解对象的界定有一定把握。现在理论界对“大师”的界定主要包括：“双馨说”、“超人说”、“会通说”、“领头说”和“超越说”等五种学说。“双馨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在学术和艺术领域有深厚造诣，且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得到社会广泛熟知和尊敬的才德兼备的名人。“超人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才华和能力，具有强大的创造、实践和号召力，在思想、性格以及品质上趋于完美的大家。“会通说”认为“大师”应该是超乎各专门具体学科之上，能够丰富学识且能统揽全局、触类旁通深刻领略和表达其内在大义的智者。“领头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各门学科的带头人，且能培养出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超越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在科学、艺术、管理或其他人类理论与实践领域重大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创造性成就导致世界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变革，进而激发了系列的追随者和探索者，其创造性成就还能够经历长期的历史考验之后得到世界公认。[2]不同的学说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大师”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这些界定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此不作一一讨论。自此，我们还是很难给“大师”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从这些界定当中找到一些公认的理解，进而可以尝试着对“大师”的特点进行一些概括，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知“何谓大师”。我们认为“大师”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从个人成就上说，其在理论或实践领域有巨大的突破性贡献，解决了人类或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者对解决此类问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二是，从个人道德素养上说，其个人思想境界、品质素养和性格涵养等极其高尚和伟大，是该领域工作者和社会高度认同与学习的榜样；三是，从社会和历史上说，其在当时及以后等到该领域或社会的广泛熟知，其突破性贡献使该领域发生了“范式”性的转变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和效益，且为后来者不断地探究和追寻。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如袁隆平、吴文俊、师昌绪等，哪一位不是在其领域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为人类和社会带了巨大的价值，且经受起了时间的考验，无数后来者在其的领域进行着不断地探究和追寻。还有许多未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将的科学家，诸如发现“青蒿素”而获美国拉斯克奖的屠呦呦、提出“多旋回学说”而获“泰勒环境成就奖”的刘东生、因发展了高低温一体化反应光谱技术而获“国际催化奖”的李灿、因研究神经科学成绩突出而成为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嘉宾的青年科学家时松海等，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做出了“大师”的贡献；还有很多很多还未被人们认知的“大师级成就”和“大师”。还有些舆论或学者将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评判“大师”的标准，但是我们是否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就没有做出“大师”的贡献，不具备“大师”的资格呢？比如我们现在熟知的大学科学家诸如提出了著名的“哈勃定律”的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创造“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麦克阿瑟和爱德华·威尔逊、提出“大陆漂移说”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魏格纳、提出“意识与无意识理论”的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们的成就在当时也不被承认和重视，更没有获得什么诺贝尔奖，直到后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他们做出的贡献的巨大价值，难道我们能否认其为大师吗？
首先，即使我们承认获得诺贝尔奖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大师”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民国时候我们也没有大师。其次，诺贝尔奖的选评是或否公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将诺贝尔奖颁给一些与中国现行制度唱反调的人，而我们的思想家、科学家、学者等连提名都很难，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诺贝尔奖的选评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干涉。再次，每个国家要出“大师”，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我们看看其他国家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时间，比如英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奖的科学家是希尔，他于1922年获得第二十二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距1800年英国完全合并爱尔兰领土成立现代英国122年；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西奥多·威廉·理查兹，他于1914年获第十四届诺贝尔化学奖，距1783年美国独立131年；法国第一位诺贝奖得主苏利·普吕多姆，他于1901年获得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距1804年法兰第一帝国建立97年；印度第一位诺贝奖得主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于1913年获得第十三届诺贝尔文学奖，距1857年印度独立56年。我们新中国刚成立60年，正是出“大师”的时期或者说是出“大师”的“前夜”，也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还会晚些。
因此，据以上分析，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说“我们现在没有大师”、“新中国教育没有培养出像民国时候那样的大师”、“我们的教育方式出不了大师”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