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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与“屠呦呦获诺奖”(3)

——浅思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三、我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客观地说,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取得很大的进步和成绩,但显然这也不代表着我国现代的教育就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革。“钱学森之问”中提到:“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其实是对我国现行教育问题及原因一种深度的反思。那么我们我国现行教育有哪些主要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中存在着10大热点问题:1、高考招生制度问题,离新课程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差距大;2、农村教师问题,待遇低、教师津贴补贴拖欠严重;3、职业教育问题,职业教育资金投人和吸引力严重不足、工学结合模式推行困难;4、择校问题,择校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两级分化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5、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教育教学功利化、行政化、异化;6、教师评价制度问题,教师在评价中缺乏自主权、制度设计中就没有话语权、评价实施中教师权益没有保障、合理利益无处诉求;7、政府教育投入问题,我国的教育投人一直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 D P 的比重很低,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8、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校扩招与就业率下降并存,企业与大学生就业的信息不对称,个别专业严重供大于求,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足等;9、学前教育问题,我国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学前教育难、费用高等;10、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活动负担、心理负担、身心负担等较重,影响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6]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人才评价体系的严重偏差,我国社会的“人才观”最大的偏差,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学历社会”中以学历高低评价人才,而是对“全才”、“偏才”和“怪才”纠缠不清;二是,大学教育中的“两重两轻”,重知识教育轻人格教育,重技能教育轻通识教育;三是,教育行政化倾向等问题。[7]宁波大学的平晓丽认为我国现行教育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基础教育阶段儿童地位的漠视,表现为教育目的异化、师生关系异化、课程设置异化等问题;二是,高等教育阶段教师作用的“失灵”,表现为,教师的错位、教师的越位、教师的缺位等问题。[8]

应该说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和层面揭示了我国现行教育的部分问题,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主要问题是:

第一,从教育的观念和定位上说,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强的功利性的倾向,初等教育以升学为目标,高等教育以就业为目标,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以潜能的发现和培育、以思想和科学的追寻为根本教育观念,这导致我国教育和学生学习缺少永恒的追求、执着的信念和内在动力,这也是导致诸如教师无心专注教学和科研、学生道德素养滑坡、学校热心项目和赚钱的重要原因。我们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形成了单一专业学科的办学格局,我们现在在高中就进行了文理分科,大学更是一进大学就是自己选择的专业学习,而且现在的专业越来越细。专业设置狭窄单一,学科之间划地为牢,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失衡,文化底蕴近浅,缺乏驾驭跨学科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思路闭锁,科学敏感性差,思维活动空间狭小,学术视野短浅,学生缺少知识文化的宽度、厚度、广度、深度,难以成为学贯古今、中西融合、学科纵横、学人哲人溶为一身的博大精深人才。

第二,从教育教学的评价体系上说,我们现在的初等教育以分数排名、升学率、重点学校升学人数为考评标准,老师因而也以此来要求和引导学生,只关注学生的分数,而不注重学生潜能的挖掘和培养,不注重学生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的塑造,不注重学生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而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对教师和学生几乎都是以课题的数量和金额、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社会兼职与活动能力为标准,这样导致老师和学生都疲于拿项目、搞课题、发论文、做活动,因而老师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没有心思来教育学生、教授课程和关心学生,学生也没有心思潜心阅读、积累、思考和实践,常常为了奖学金把分数考高,忙于导师的项目和课题,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中国教育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与氛围。

第三,从教育的选拔和奖惩制度上说,我们现在的学生的选拔几乎都是以综合分数的高低为标准,缺少对特殊人才的特殊选拔;在对老师的选拔几乎都是以博士学位、名牌高校毕业、国外留学经历为标准,缺少对老师真正教学、科研能力的重视和考察;在奖惩上,学生以学习成绩为评优评奖的标准,可谓“学而优则奖”,这导致了大部分学生只关心考试成绩,而忽略了自身阅读思维、组织管理、交流表达以及社会实践方面能力的养成;而老师则以科研项目和论文为标准,做出突出成绩的则提拔为学校学院的行政官员,可谓“研而优则仕”,这一方面导致很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和学者不是以更高的科学和学术成就为追求,而以做行政领导为目标,另一方面导致这些青年科学家和学者做了行政领导职务后,行政事务繁杂没有太多的心情、精力和时间继续搞研究和教课程,使他们的科研和学术才华过早地被湮灭或中断。

第四,从教育的主体上说,一方面,我们现在以政府主办的学校为主要教育阵地,却缺少对民间教育学校、职业教育的足够重视和支持,导致我们教育样式、种类不够丰富、掌握技能的人力资源短缺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教育和各类教育的功能定位上不清晰,我们把太多的功能和使命附加给高等教育,认为高等教育既是培养各类人才的地方,又是科研工厂和谋求利益的商业的基地,这些导致“大学责任过度社会化和全能化”、“大学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大学化”等问题;

第五,从教育的方式说,我们现在初等教育几乎都是整齐划一的灌输式知识教育,基本上都以分数和升学为目的,缺少多种多样的教育模式和对特殊潜能孩子的特殊教育,孩子的教育成长模式单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现在的高校教育模式也愈发像生产工业产品一样,标准统一、流程一致,基本上也把施教的对象看成是有待加工的产品,学校类同于工厂,缺少因材施教和个性化教育。我们的教育只注重知识的传承,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强调的是大一统的共性教育,以记忆能力代替了学习能力,以学习能力代替了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意能力,使培养的学生工具化、格式化、同一化。在对知识单元和理论系统性传授时,往往只重视知识的吸收,缺少对知识背后蕴藏着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意识、科学态度的深入发掘,使得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由于文理分科,使得在理工科大学教育中,重科学,轻人文,只注意对学生工具理性的培养,忽视了价值理性的教育,而缺少丰厚的人文素养。即使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很难成为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学养充沛的大家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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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