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事实说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从此，围绕学习西方改变中国命运，中国出现了两条路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背弃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对外完全倒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尽管在维护民族权益上作了努力，陆续废除了晚清签订的大批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终究要看美、英等国脸色行事，得不到平等对待，不能真正捍卫国家利益；对内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主要支柱，搞独裁统治、白色恐怖，加之抗战胜利后腐败之风迅速蔓延，导致丧失民心。显然，指望国民党政权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共产党也学西方，但走的是另一条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决意走十月革命道路，效法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辛探索与实践，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新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科学理论指引下，我们党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以优良作风和牺牲精神赢得了民心。经过28年浴血奋战，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祖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
旧中国留下的是副烂摊子，一穷二白，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失业、通货膨胀、灾荒等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郑重宣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面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面对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经济困难，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奋发图强，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成功研制作为大国标志的“两弹一星”。但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也遇到严重曲折，耽搁了前进步伐。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踏上民族复兴新征程。要缩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就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不能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能把改革变成“改向”、把对外开放变成搞全盘西化。在新时期之初，我们党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思路，十三大正式将之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如何把握好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做到守住底线、趋利避害，是个重大考验。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摸索中前进，每前行一步都很难，不时引发姓“社”姓“资”之争。废除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莫不如此。对外开放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历经15年艰苦谈判，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动、主导地位，游戏规则都是人家制定的，我们加入这个圈子，就不得不更直接地面对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占明显优势的压力，面临制约与反制约的难题。西方看中我国的庞大市场和丰富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希望借此对我国实施“西化”，所以乐意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甘心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被打破，所以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实施分化战略，动辄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借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所谓“人权”问题等施压，甚至进行武力恫吓和挑衅。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以及近年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故意搅局，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遇到的突发事件还有许多，包括国内外严重政治风波，“法轮功”邪教组织聚众闹事，特大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等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凸显出来，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严峻。而西方唯恐中国不乱，阴阳怪气地抛出“中国崩溃论”，故意抹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