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成果：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在新时期走出的一条新路，一条把当代中国引向光明前途、光辉未来的道路，今天仍在继续走。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建党以来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这个评价很高，是恰如其分的。
本文着重就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谈点一得之见。中国道路是否具有世界意义？谈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这个题目是否有点夸张，有妄自尊大之嫌？判断一件事是否具有世界意义，主要看它能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必然会受到世界关注，产生国际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打破西方定律，在西方眼里不可能成功但事实证明已经走成功的发展道路。这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快速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重树信心，是个巨大鼓舞，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一、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看
不敌英国坚船利炮、在鸦片战争落败，是中国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开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致力于民族复兴的起点。从沉沦走向复兴，是长期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的结果，十分不易。
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世界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随后又兴起工业革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国力强盛。而中国尚处在君主专制和农业文明时代，颓势尽显。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产生紧迫感，如林则徐等人睁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总理大臣，认识最为清醒。基于流亡香港期间的见闻与感受，他提出《资政新篇》，承认中国落伍，主张摈弃传统的夷夏观念，主张效法西方修铁路、用汽轮、开矿山、设银行等，倡言“与番人并雄”，呼吁“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但总的来说，朝野上下（包括与清政府对峙的太平天国）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依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普遍对西强我弱现状缺乏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疯狂洗劫并焚烧圆明园，侵占京师。清政府被迫签订更加苛刻的屈辱和约。消息传开，举国震惊，感到创巨痛深。于是，旧梦破碎，新梦兴起，学习西方、革故鼎新的呼声冲破重重阻力，逐渐从个人呐喊演变为社会思潮。洋务派官僚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起以“自强”、“求富”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创设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光绪帝与维新派人士搞戊戌变法，试图改祖宗之成法、推行新政；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倡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西方人愿意看到中国学西方，因为这迎合了其“西方中心论”。所谓“西方中心论”，即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最好的文明，西方社会是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范式”（norm）。西方在全球进行血腥殖民扩张和掠夺的过程，同时也是进行制度扩张、文化渗透的过程。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在鸦片战争落败后，西方的这一心理愈益膨胀——动辄以坚船利炮相威胁，逼迫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出让权益，同时派遣大量传教士来华，试图以十字架征服中国人的心灵,传播西方文化。在近代来华的多数西方人笔下，中国社会专制愚昧，似一潭死水；中国人拖辫子、吸鸦片、纳妾、裹小脚，暮气沉沉。这些描述虽道出了部分事实，但明显带有居高临下心态和狭隘的偏见。在他们看来，中国要改变停滞落后现状，只能走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社会看齐。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并不愿意中国通过学西方变得强大起来，因为这不符合其拓展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初衷。他们只希望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其驯服的附庸国。为逼迫中国就范，1840年到1900年的短短60年间，西方悍然发动五次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危机和深重灾难。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在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很推崇日本模式、日本经验，而日本却是近代加害中国最深的一个国家。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胜国，但两次都不同程度地失去战胜国的体面，不幸沦为大国政治搏弈和利益瓜分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