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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还要强分你我、他者?
读者：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似乎主要是由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主导的。两位老师认为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进行的文化选择呢?
雷颐：我反复强调“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没有超过从戊戌变法到辛亥这个时期。“五四”那个时候的识字率还是有所提高，杂志更多了，这跟当时社会环境有关，“五四”把激烈的、全面的反传统推动得影响更大，从社会思想变成了社会思潮，所以人们习惯性地用“五四”。我这本书(《孤寂百年》)谈到反传统，恰恰想纠正的就是这一点。
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还要强分你我、他者，谁是他者，谁不是他者?北京受西方的影响，相对于外地，北京又是一个他者。只要是我的，通过我吸收了、消化了，就变成我的东西了。这就是人的文化选择、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哪里没有变化的?我们现在说话，按照强分你我的观点，我们都没办法说话了。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词，解放、卫生、健康、逻辑、经济全部来自于西方，来自于日本的新词，才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最近才知道我们用的“地下室”都是来自日本。
这些强分有意义吗?实际上在近代已经分不开了，我经常写文章举例子，张之洞是最开明的。他在湖北办新学，有很大贡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批日本的新词流入中国，比如中国的传统叫做明学，就不行，就被来自于日本的逻辑所取代了。他有想分开这个，他办新学，而不想用新词。他办学校，他让的幕僚起草办学的大纲，幕僚就说要注意健康。张之洞看了就非常生气。觉得“健康”这两个词就是日本名词。他就批了，健康乃日本名词，用它可恨。这个幕僚说“名词亦日本名词”，名词也是从日本传来的，用之也非常可恶。我们今天在这个咖啡屋，它是西方的吗?咖啡又是来自埃塞尔比亚，我们就追溯咖啡是东方的。非要追究它是东方的，然后说我们在这个咖啡屋里讨论政治的正确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已经不觉得这是一种异国情调。
我还是强调人的文化主体性就表现在我可以吸收其他的。只要我吸收了就变成我的了。
刘瑜：我非常同意雷老师说的。我觉得中国人已经是文化上的混血儿了，很难分清楚哪些观念来自西方，哪些来自中国传统，哪些来自于所谓的社会主义传统。中国有一批比较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始终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本土的传统文本当中找到支持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在中国立足，似乎中国人还只能通过传统的棱镜去认识自己和世界。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误解。
有多少中国人的世界观还主要是被“传统”所定义?如果我问大家，你们如果生了女孩子，你们觉得女孩子应不应该受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可能都会回答是。以后你的孩子，你想让他学什么?很多人可能都会说，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呗。你对同性恋怎么看?很多人会说同性恋就同性恋呗。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传统。在我们的观念当中，至少在城市受教育阶层里，已经生长出来了对自由、对自主性、对平等观念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西化”了。如果很多人已经能够接受平等、自由、开放、自主性，为什么一定舍近求远地找到孔子、孟子说了什么，用它来说服当代人呢?难道如果他们没有这么说过，我们对同性恋、对孩子的专业、对女孩子教育权利的认识就应该不同?
至于变化从从哪里开始的，刚刚你提到五四。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开始时讲到的，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思想、观念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思想文化传播者在社会中的作用。西方发明了汽车，我们也想开汽车。并不是因为胡适说开车好，你才去开车，而是因为开车真的方便。我们“照搬”了来自西方的电梯，也不是因为蔡元培说电梯真的很好，你们去坐吧，而是因为坐电梯就是方便。西方的很多东西在中国的传播，未必需要知识分子的媒介，而是因为在制度竞争和器物竞争的过程当中，人们根据趋利避害原则自然有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