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这些条件来分析中国。我觉得，经济水平、国际体系、文化条件方面，中国的准备已经有相当基础。但是贫富差距来说，中国的条件不太有利，贫富差距太大。
因为我研究美国比较多，所以谈论美国比较多。很多人说，你不能老拿美国来说事，美国发生的事情跟中国不一样。但是紧接着，他们就拿菲律宾、印度和肯尼亚说事，似乎这些国家发生的可以套用在中国身上。我觉得正如美国的“国情”和我们差别很大，印度、拉美、菲律宾和非洲的“国情”和历史，跟我们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真正谈可比性的话，一个是东亚地区——文化跟我们相近;一个是前苏东地区，跟我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历史。拿这两个稍微有可比性的地区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民主化历程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如果一定强调可比性的话，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地区找到一些经验教训。
4.
民粹和民主的区别
读者：现在总是有些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警惕民粹的思想，每当有人在网上为弱势群体说话，他们总是说这是民粹。我想请教两位老师，你们觉得现在中国是否存在民粹的风险?
刘瑜：我觉得任何社会都存在民粹的危险。民粹和民主的区别是很微妙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是大学老师，如果我跟学生说，今年不用期末考试了，大家每个人都得90分，这就是民粹。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没有理性的力量在背后作为决策的基础，仅仅是为了讨好民众，这就是民粹。民粹和民主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社会是否有一个协商机制，并且在这个协商机制当中，理性的力量能够占上风。但是前提是要有一个协商的机制。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在有一个协商机制的情况下，在所有的时刻、所有的问题上都一定会是那个理性的声音占上风。但是，民主机制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内置的纠错机制。比如由于民众对核电的原理、对核电的危害并没有真正了解，导致某个核电站没能上马。假如这被认为是民粹的表现，至少是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面，人们可以辩论这个事情，不同的意见可以呈现;当核电不能上马，导致经常停电，或者是国家的工业生产上不去，人们有可能在四年、八年或者十年之后重新决策这个事情。
相比之下，威权体制下的民粹主义不但可能程度更严重，而且缺乏内在的纠错机制。举例来说，暴力土改在我看来是最显然的“民粹”例子。“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小姐的床我也可以滚一滚，把你们家的地都拿来分，这还不够民粹妈?但是我们发现，暴力土改往往发生在专制极权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反而在民主化比较成熟的国家，很少看到那种通过暴力强制性剥夺别人土地的事情。最近的暴力土改发生在津巴布韦，这也是发生在它的体制最威权的时期。在威权国家，恰恰是因为一个政权缺乏程序上的合法性，所以要它要从效果上、从福利分配上去收买人心，所以民粹常常成为极权国家建立和维系政权的手段。
而威权体系的纠错能力是很差的。当然威权体系也有纠错的可能性，比如下一届领导人更开明了、更开放了。但是，威权体系的纠错成本往往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中国是怎样才走向改革开放的?是文革、是大饥荒、是大跃进这种极高的社会成本之后才走向了纠错。我不能说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一定不会出现民粹主义政策，但我认为这个机率在威权体制下更高，而且纠正起来更困难。
雷颐：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有没有合法的程序，民粹和民主最重要的不同就是能不能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他们发言的权利，他们的言论能不能获得保证，能不能说出来，而不受到各种压力，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区别。民粹往往是和威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贪污腐化横行，很容易激起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如果发生冲突，首先会说这个人是不是官员，如果是官员，网上就一片谴责之声。或者说他的父亲是不是官员，有人说他不是官员，他的父亲也不是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