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说理和强权的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强权是最厉害的。因为知识分子只会说理，而说理没用，对牛弹琴的话弹得再好听也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百无一用。但是，如果真正用长线的历史去思考，强权真的那么厉害?比如斯大林厉不厉害?他当然掌握了强权，苏联不照样覆灭了?希特勒厉不厉害?最后第三帝国不照样衰亡了吗?毛主席厉不厉害?照样不是要改革开放吗?
当然你可以说，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覆灭是因为美国更厉害——可是，难道美国的厉害和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基础没有关系吗?而所有这些制度安排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说理”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必那些在短期内成王败寇的人真的经得起历史长期的检验。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还是说理，还是理性的力量，还是观念的力量。那种完全靠强权取得的暂时的胜利，的确知识分子对他没办法，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设计是违反人性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利于人性的绽放的，最后你还是要被理性所淘汰。
所以，虽然很多人说知识分子只会说理，所以知识分子很幼稚，比如很多人讲胡适的时候嘲笑他书生意气、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坚持这种天真、幼稚，坚持这种迂腐和书生意气，这才是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东西。
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知识分子的力量。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觉得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要么是极端自负，要么是极端自卑的两极状态。极端自负时，就觉得我要治国平天下，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极端自卑的时候，就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甚至被打成臭老九，面对工农要自我改造。这种极端的自负和自卑，都是对知识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认识。毕竟社会的变革一定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构，知识分子不可能一言兴天下，也不可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识分子说理的力量，还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需要公民社会的成长，需要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等等。
正是因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也不是太悲观。虽然我刚刚讲到，知识分子的智识也许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一百年前，但是，毕竟社会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中国文盲率可能是90%，现在中国的识字率可能是95%，还有市场经济的成长、全球化、中产阶级的出现，民众观念的变化。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改革的契机，我相信应该比一百年前的命运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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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翼思潮和中国传统能接上轨
刘瑜：20世纪上半期左翼思潮，在中国格外严重。因为左翼思潮和中国传统的很多东西是能接上轨的，所以它格外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比如中国传统上讲“不患寡患不均”，左翼讲“财富再分配”;还有中国传统讲“日省三身”，共产党讲“思想改造”，都是能接上来的。包括像社会主义经济，且不说王莽他们搞的社会主义，朱元璋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主义者，这都是左翼思潮的传统土壤。在西方，虽然20世纪初期也有知识分子向左转的趋势，但他们毕竟还有自由主义的根基，所以即使最左的时代，也还有哈耶克、奥威尔的脉络。一旦西方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危机结束，自由主义的脉络就重新抬头，到80年代有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回潮，就是自由观念重新占据明显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