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但他们一百年前在讨论类似的问题，而且一百年前他们很多的见识，甚至比现在还要高明。比如关于爱国。我读一下梁启超“爱国论”里的一段话，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他说，什么是国家?民众的积累才是国家。什么是国家政治?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爱国是什么?民众爱自己就是爱国……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压制民权，等于是放弃了这个国家。如果说民众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今天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个认识水平?
再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儒宪派在论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宪政，虽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样。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就对此做出了批评，虽然古代有类似于诽谤木、敢谏鼓、御史台等等限制君权的设置，但这些设置很少真正有效或者长久。“何也?其所设种种限制机关，皆隶属于行政机关之下，而未尝别为一独立系统。其司此机关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无他途以使之发生。”这些机关的首领都是由皇帝任免的，而没有其他的任免渠道。“夫隶属机关，欲对于上级机关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几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权之机关，则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欲使举其职难矣。”
联系到中国的反腐，用他的观点来说，如果下级机关来监督、约束上级机关，能监督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他的提问。从他对爱国这个问题，对所谓宪政问题的看法，就可以意识到，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观点。这让我有一点沮丧，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样的问题已经被争论过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经出现了，但一百年之后，我们回到了原点?
2.
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
一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权力的面前非常软弱。虽然你有好的观点，但秀才说不过兵，你没有权力，没有办法把主张转化为现实，甚至还会被迫害。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因此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雷老师这本书的每个故事几乎都有这方面的情节。比如容闳，容闳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负的人，但是，这个人的悲剧在于，他无论有什么样的理想、理念，在不同的时代，始终在寻找愿意听从他的当权者——哪怕是太平天国的洪仁轩，到李鸿章、张之洞、康梁、光绪，包括到后来的孙中山。如果掌握枪杆子的人不听他的，他也没有办法。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生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还有雷老师的书里写到的蒋廷黻、丁文江，他们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张“新独裁”，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权力，我说什么都没用。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
但是我觉得，除了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以外，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失败同时也是智识上的失败。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高度就是不够，比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包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哪怕是像中国当时非常少数的自由派，自由派里面最坚定的自由派，比如像胡适，他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其他的自由派，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
政治认识也是一样。很多知识分子一遇到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就立刻想到“强权拯救世界”，认为只有依附权力才能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说理的时候当权者不听你的，而是当当权者不听你的时候，你放弃了说理。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