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清朝是否闭关自守，过去教科书都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史料，并对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清代中国不仅没有闭关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说是相当开放，也因此导致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是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19世纪初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16-18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占世界产量的一半，而白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就是因为中国使用白银，西方国家要用白银来与中国做生意，因此为白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以，中国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大家都来和中国做生意，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都是出超——如果在闭关自守的构架下这种情况是无法解释的。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也不可能实现闭关自守，正如史景迁（JonathanSpence）所说：“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
所谓清朝“闭关自守”，是到了19世纪，西方建立了西方主导的完善的国际贸易制度和贸易手段后，中国未能适应这种新贸易体系，因此才显得是闭关自守了。
全球史研究倾向于做更具体、更具可比性的比较
文汇报：您在早年的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中，非常强调长三角地区的“斯密型发展模式”，这是否也是您关注江南经济史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伯重：当然。我选择江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有关文献资料最丰富，比如研究松江，在1820年不过56万人口，是一个很小的地区，但是地方文献、地方志资料非常丰富，至少在800种以上。在明清两朝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文献像长三角地区这般丰富。这个地区出了特别多的文人，留下很多私人笔记，同时官修文献的质量也最高，各种资料的质量相对而言也最好。研究历史第一条就是要有材料，这也是我选择研究长三角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长三角地区从唐代末期开始到今天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宋代以来这个地区的“斯密型发展”，也就是商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在中国其他地区（包括珠三角地区），斯密型经济成长则相对微弱，如果到西北，可能就看不到了。斯密型经济成长在江南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这又是近代早期世界最先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我选择这个地方进行研究，而且还可将之与世界其他发达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结果也成为加州学派理论重要的根据之一。
文汇报：加州学派和传统史学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程度的估算有所不同，这是否因为研究视角差异所导致？
李伯重：过去史学界并没有都认为明清江南经济停滞。最明显的证据是，我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中最盛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基本上就是持发展论调的，正因为江南经济没有停滞才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否则萌芽也无从谈起了。
但是也应该明说，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和同期的欧洲相比，明清江南经济就显得停滞了。这种看法是学界的主流看法。当然，和欧洲相比显得停滞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以前对欧洲不了解，还停留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的印象，这其实是接受了19世纪欧洲学者的看法。但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欧洲学者认为至少从14世纪也即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经济就已开始蓬勃发展，自此之后发展更加快。我们总是认为欧洲是落后而发展，变得超过了我们的江南地区，但其实欧洲经济原本就有很好的基础。当然，也正如彭慕兰所说，欧洲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以至于近代早期的英国、荷兰和同时期的乌克兰、阿尔巴尼亚相比，在经济成长方面就没什么共同性，这就像对比中国的长三角和甘肃一样；反过来，将英国、荷兰与长三角地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很多的共同性。第二个原因，我想是对中国自身的轻视，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很弱，所以救亡是第一要务。救亡革命的主题将过去看成一片黑暗，导致了某些认识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