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从“西方中心论”说开去，一些日本学者如竹内好、沟口雄三等人提出重建亚洲政治空间的构思，以对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那么，如果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将亚洲看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或者一个历史研究单位的做法是否可取？
李伯重：沟口雄三这批学者，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态度比较友善，希望东亚几个儒家文化圈的国家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找到彼此的共性，特别是东亚四国历史上都曾受到西方压制，所以要形成共同体，形成新兴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很好的想法。
中日韩三国的共性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去年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14.5%，日本占5.2%，两国加起来几乎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三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对日本来说，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是第三大贸易伙伴。就人员交往来说，现在在日本的中国侨民达68万人，在各国在日侨民中位列第一，日本在华侨民2007年时是13万人，仅次于巴西和美国，其中在上海就有5万人，是日本本土以外日本人居住人口最多的城市。日本的企业在中国雇了200万人，跟他们公司有关的人口则达到了1000万人。所以，两国尽管有许多矛盾，但彼此之间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
在文化方面，如果我们说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话，某种程度上说，东亚三国加上越南，是有可能成为一种共同体的。明朝末年时，就对什么是中华有很大争议。朝鲜自称“小中华”。葛兆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乾隆在热河接见朝鲜使臣，朝鲜使臣穿着明朝的服装；而同时来到的安南国王则换上满人服装，因此遭到朝鲜使臣的讥笑；黄宗羲、朱舜水都是民族气节很高的人，明亡之后，也向日本求援，希望日本派兵帮助他们反清复明，郑成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这几个国家都是中华文明的分享者，就像欧洲文明是从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一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这个情况下，沟口雄三这些学者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来说也曾经是事实。
不过，从全球史角度来说，他们重建亚洲共同体的想法，我不大赞成。因为中国、日本都是全球的一部分，彼此关系虽然密切，但也不能排除与东亚之外国家的密切来往，形成一种排外性的看法。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也要反对其他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应当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观察彼此的联系互动。特别是在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以致被称为“地球村”。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几家人建一道围墙把自己围起来，这可能不是好办法，也无法做到。因此，这些学者的想法可能是很好，但从全球史角度看，还是有局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与起到的作用，不单是当前的重大议题，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关切所在。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史研究表明，中国不仅在几个世纪前就参与到全球经济中，而且对世界贸易体系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不是仅由西方所塑造，而是不同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重要的、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正有赖于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研究，如香港科技大学李伯重教授所说，“它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强调各个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网络；开拓新的领域，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李伯重教授在史学界享誉盛名，在中国经济史、明清史等研究领域出版了多本权威性专著，如《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等。近年来他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更加注重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间的相互影响。
近日，李伯重教授为“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学术讲座”做了题为“商战与实战：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系列演讲，分别从全球史与全球化、早期军事全球化、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的东亚、晚明的军事变革，以及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东亚军事改革成果的比较这五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期间，李伯重教授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