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传统史学关注上层和社会精英，研究以政治史为主。这个特点，在中国、在西方都存在。二战后，历史学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1970年后，偏重政治史的做法有了改变，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其他方面，如更关注社会基层的社会史、比较文化史等。这个趋势是整个战后史学的特征，而全球史刚好符合这个变化趋势，因为全球史不是以现有的国家为单位，政治也不是第一关注对象，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社会、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尤其是通过贸易往来形成的互动，另外如移民、宗教传播、文化联系、军事冲突这些主题，都在全球史的研究范围内。
文汇报：最近一些年，海外汉学的研究与国内史学界的互动越来越多，国内史学界也会使用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和模式。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方法似乎越来越趋向于海外汉学，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研究在方法上越来越趋近和同一？
李伯重：我在十多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走出汉学界》。汉学之所以叫作汉学，是早年传教士和学者来到中国之后，发现学习关于中国的知识太难了，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因此关于中国的研究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以研究中国传统的语言、宗教、社会习俗、制度为主，那时候叫作汉学（sinology）。到了20世纪二战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你到美国，与中国研究者见面，他们都说自己做的是中国研究（Chinesestudies）。这种中国研究与过去的汉学很不同，是直接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比较晚近的情况。因此，把中国研究称为汉学就很成问题。比方说，珀金斯（Dwight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1968）是一部研究中国农业的经典之作，书中的分析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过去的汉学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拿一本研究美国农业经济的书，你会发现它们在方法论上完全一致，只不过是研究对象不同而已。我们说一种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不能只是根据研究对象来判断，而主要应该是看基本方法、看怎样表达验证，就像我们不会说有中国物理学、美国物理学一样。所以今天的汉学的观念已经不太成立了。
如果海外汉学指的是二战之后的中国研究，那么中国学者确实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很多，特别是在我国学界封闭了30年之后。但是伴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学者可以直接阅读西方的著作，我们是否还需要通过海外中国研究著作作为了解西方主流学术的媒介呢？我自己的体会是，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有一些确实很优秀，但总体研究水平不如研究西方历史的著作水平高。所以，近来我较少看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成果，而是看研究他们西方的成果，或是直接看方法论著作，如比较新的经济学、政治学理论著作，直接从这些理论方法出发，而不经过海外“汉学”的中介。这对我而言,也是治学历程的一个部分。
说到研究方法的趋同性，我认为是必然的。如果说学术是天下公器，承认历史研究也是一门科学——至少，经济史是一门社会科学化了的学科——那么就正如所有的科学学科一样，历史学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就像现代医学，这是一门科学，尽管它起源于西方，但是你在接受现代医学提供的治疗时，并不会追究它是从欧洲传到中国来的，也不会担忧这是否有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因为只要能治病治得好就可以了。所以西方最新的学术传到中国来，我们不应排斥，而应如鲁迅所言，采取“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如果拿来的方法确实是好方法，就要“从善如流”。在此情况下，哪怕趋同也没什么关系。
当然，如果西方学术要成为真正的科学，自身也需要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让全世界的学者来加入到里面。西方学术中有很多观点是不对的，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变化的认识，一直都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是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例如曾经风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李中清和王丰在其专著《人类的四分之一》里，分析传统中国的人口行为，否定了马尔萨斯理论中的很多部分，从而修正了现代人口学的理论，让这个学科变得更加科学化。相比30年前，今天更年轻的中国经济史学者们参加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他们与各国同行可以用共同的术语和研究范式来讨论问题，不再会彼此都无法理解对方。从这些个角度来说，趋同都不是坏事情，但前提是让这个学科更科学，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