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世界主要地区联系起来这方面，许多地区都起了重大作用。从科技史上来说，不少欧洲科技史专家都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伊斯兰地区的技术传入，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否可能都还是个问题。
文汇报：您这次的系列讲座也谈到了很多军事全球化的事例，而这又是和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紧密联系的，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李伯重：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而全球化的视角和传统视角是不一样的。如果从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历史，那么有如下特点：第一，研究对象的主体是西方和中国；第二，强调的是单向的关系，早期是从中国到欧洲，16世纪开始是从欧洲到中国。但如果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则中国与西方双方都是全球的一个部分，二者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双向的，而且有许多中间环节在起作用。以军事技术的变革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变革也是全球性的，发源于中国或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途经许多地区，它们都会对这些技术的改进起程度不同的作用。一个例子是在16世纪，土耳其对欧洲传来的火枪技术进行了改良，这种改良了的火枪又从土耳其传到中国。明朝的专家对此进行进一步改良，从而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火枪。如果从火药的角度，这点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在明朝末年，中国已研制出黑色火药的最好配方，而传教士对此非常感兴趣，可能将其带回欧洲，从而对欧洲火药的进步发挥了作用。虽然现在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这种假设，但是我相信日后将发现更多证据。
文汇报：通过全球史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很多传统的历史印象实际上是错误的，例如您讲到的清朝并不完全闭关锁国。颠覆旧的观念是否也是全球史的一种贡献？
李伯重：我想，不断改进对历史的认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如果历史学家一代一代延续前人的说法，那就没有必要有历史学家了。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为社会大众提供新的见解和看法，这就需要不断挑战过去。这不是故意去挑战，而是我们根据新的材料，运用新的方法，应对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心理，而提供的对历史的新看法。
例如清朝是否闭关自守，过去教科书都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史料，并对比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清代中国不仅没有闭关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说是相当开放，也因此导致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是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19世纪初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16-18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占世界产量的一半，而白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就是因为中国使用白银，西方国家要用白银来与中国做生意，因此为白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以，中国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大家都来和中国做生意，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都是出超——如果在闭关自守的构架下这种情况是无法解释的。此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也不可能实现闭关自守，正如史景迁（JonathanSpence）所说：“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
所谓清朝“闭关自守”，是到了19世纪，西方建立了西方主导的完善的国际贸易制度和贸易手段后，中国未能适应这种新贸易体系，因此才显得是闭关自守了。
全球史研究倾向于做更具体、更具可比性的比较
文汇报：您在早年的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中，非常强调长三角地区的“斯密型发展模式”，这是否也是您关注江南经济史的最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