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政党为主体的社会沟通
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需要政党实现组织功能的深层变革，承担起引导、表达、沟通与协商的功能，也就是说，执政党必须履行好引领国家、组织政府、服务社会与党派协商的职能。其中，政党服务社会，表现为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沟通提供一个稳定的组织化的渠道。
（一）政党、人民团体在社会沟通中的角色
当政党沟通与政府沟通有了明晰界限后，厘清政党与人民团体的关系就成为建构以政党为主体的社会沟通绕不开的主题。毋庸置疑，政党角色的社会回归，使得政党、人民团体在社会沟通中具有内容上的同质性。但就角色定位与功能而言，仍属于不同主体与社会的沟通。为此，需要厘清政党与人民团体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明晰角色分工，同时，要让民众了解上述组织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沟通中角色的差异，形成不同的角色期待与目标诉求。
就角色分工而言，与社会沟通的主体只能是政党而非人民团体，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其与社会沟通的法理正当性，与政府沟通的行政有效性。在与社会沟通的过程中，政党要更多地充当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它既是民意表达的通道，又是疏导民意的通道。一旦矛盾激化，政党可以通过人大问责政府，以消解民意中的不满情绪，因为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弹性也只能在政府。
人民团体作为社会力量的聚集点，应真正成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汇集民意，明辨是非，为政党沟通社会提供理性空间与组织平台，也就是说，人民团体既要及时表达民众的理性诉求，又要尽可能地消解民意中的非理性宣泄。基于此，如何增加多元主体的组织认同就成为人民团体的工作重心与努力方向。同时，为培养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人民团体与政党应适当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强化人民团体的社会角色。
（二）建构以表达为导向的政党沟通机制
当政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时，政党开始与社会疏离，由此带来政党服务社会功能的弱化，也就是表达、沟通功能的缺位。计划经济时代，社会资源的供给制，使得国家权力全面扩张，国家包办社会事务，社会被镶嵌于国家机器中，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因国家的强力而没有暴露出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社会力量的成长使得其对国家有了更多的要求与期待，此时，让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传递给政府，需要政党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政党的角色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表达民意而又疏导民意。
建构以表达为导向的政党沟通，需要变革现有社会沟通的制度平台，以政党为主体建构与社会、政府沟通的互动机制。同时，就政党自身建设而言，建构满足群众利益表达需要的组织系统，是弥补政党组织功能缺位的中心环节，也是化解社会冲突的有效途径。当政党与社会之间有了基本的政治信任后，消解民意中的非理性表达就成为政党的工作之一，如此，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就有了应对民意挑战的弹性空间。
制度变革，不仅在于增设新的机构，更重要的在于对现有组织机构进行功能转换。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组织需要应对的挑战可谓千变万化，简单的组织扩张只会事倍功半，进而影响政党沟通社会的效力。中国共产党现有组织体系还是革命动员型组织架构，有着强大的宣传与组织系统，有着动员与组织民众的历史经验，如能实现功能与角色的转换，传统组织无疑会焕发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