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互联网对制度缺陷的放大效应
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在互联网空间里，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使得民意的聚集就像核聚变。草根时代，“民意”一旦形成，就代表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对于一个因反对专制强权而壮大的政党而言，“民意”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代名词。近年来，“民意”非理性表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挑战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以PX（对二甲苯）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例：2007年6月，厦门市民因此项目游行，其后，地方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将该项目迁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兴建。2011年8月，大连市出现反对PX项目的市民游行，该事件促使中共大连市委和市政府于当天作出将PX项目立即停产并搬迁的决定。2013年5月，面对昆明市民的抗议行动，市长李文荣承诺：“大多数群众说不上，市人民政府就决定不上。”[5]及至2014年3月31日，广东省茂名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称，PX项目仍处于普及知识阶段，上马与否需听取民意才决策。[6]
PX化工项目是反映一个国家化工水平的标志性产品。从福建厦门到辽宁大连，从云南昆明到广东茂名，因化工项目建设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最终几乎都以民众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为此，诸多媒体把其作为地方政府不听取民意，不做相关调查，只能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典型案例。事实上，个体的邻避情结，使得任何调研、沟通都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的社会认同。其中，“民意”绑架政府的痕迹更为明显，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疑放大了这一危机。
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多数民意的真实表达，也有少数人的利益诉求，甚至互联网放大的一己私利。市场经济使得个体的利益诉求开始觉醒，面对转型期中国制度缺失的负面影响，在非法致富者的示范与刺激下，部分群众滋生了一夜暴富的心态。2014《法治蓝皮书》主要撰写人之一，中国社科院副主任吕艳滨表示，群体性事件上升趋势受诸多原因影响，不能总是归咎于政府或官员。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得“一些人也想从政府获得不正当利益”[7]。
消解不当利益诉求，需要法治的力量，更需要舆论的引导。与此同时，多元社会强调差异、分歧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现代民主的要义就在于对少数人或弱势群体的尊重，基于民主的国家治理，不仅要表达多数人的呼声，更要反映少数人的意见。也就是说，多元利益主体决定了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即便有效沟通也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互联网对“民意”的放大效应，使得解决这一难题面临两大困境。听任民众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带来执政党国家治理的危机；管控互联网的“民意”诉求，则会引来妨碍言论自由的制度伤害，同样影响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群体性事件是多元社会的必然产物，世界各国皆不能幸免。譬如，英国的伦敦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处置此类事件，英美政府既有制度空间内的疏导，又有对示威者超越制度的强制措施。值得关注的是，考察事件的整个过程，民众的不满指向政府，而非政党。究其原因，西方政治制度的弹性空间在政府，政权的更迭会带来公众对新政府的期望，而期望的衰退将再次带来政权的更迭，如此消解民意的不满情绪，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展示了制度的弹性空间。
面对挑战，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8]毋容置疑，中共各级党委与政府的积极应对，使得各种网络暴力与群体性事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问题是，政党与政府的角色同构，使得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消解着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合法性。一定意义上说，在此问题上，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弹性不足。
首先，中国共产党对国家领导的实现形式被固化。各级党委与政府的组织同构，使得党委代行政府的职能，党的领导不仅表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思想与组织领导，更表现为对人、财、物等社会资源的全面支配。同时，就组织领导的实现形式而言，也常常表现为超越法定程序的强制干预。政治生活中的党政不分，使得政党面对群体性事件，没有回旋的余地，或者说退路。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又是不可动摇的，如此，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现有的党政关系缺少制度的弹性。
其次，革命逻辑无限放大了“人民话语霸权”。就建构政权的法理基础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议行合一的组织原则，决定了人民意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话语权。由此出发，“民意”成为评判一切社会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尺度，现实生活中，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民意”快速升腾，成为“绑架”政府的制胜法宝。与之呼应，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就成为中共高扬的民主旗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既是中共群众路线的内涵，也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群众路线践行了群众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路径，为中共赢得了社会认同，但同时它也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问题是，如何消解“民意”与社会的非理性，这是现有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的问题。面对互联网对制度缺陷的放大效应，制度变革的紧迫性突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