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信息传递技术的革命，颠覆了传统社会的诸多行为方式，使得现代国家治理也在经历一次划时代的技术与制度革命。当然，各国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决定了面临问题的差异性。西方民主国家一些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下，就需要由国家干预来完成。其中，重塑政党（中共）与社会沟通的形式与路径，成为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一、政党与社会沟通的现状
迎接互联网挑战，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多媒体、全媒体传播，运用微博、微信、二维码、新闻客户端等技术，让静态的信息动起来，实现立体、交互传播。[3]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先进成果已全面运用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各领域。但必须看到，在制度层面，互联网并未改变国家的基本制度规范。就政党与社会沟通而言，技术的进步改变的是沟通的手段，而不是沟通的主体与路径。
（一）政党沟通的行政化
源自革命的动员型体制造就了政党型社会的组织架构，而党的领导的民主形式又使得政党与社会的沟通，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政府来实现。[2]政党沟通的行政化，使得行为主体角色模糊，在社会沟通中难以发挥各自的主体作用。检讨政党与社会沟通存在的问题，以社区为载体的基层党组织首先成为问责的对象。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执政理念的政党而言，基层党组织理应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能。遗憾的是，考察基层党组织发展现状，普遍存在角色定位模糊、组织力量弱化、活动能力下降等问题；部分基层党组织几无与社会沟通的能力，所谓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无从体现。
政党社会沟通能力的弱化，是否是因为有了其他组织的替代性补位？结论是否定的。随着基层政权的事务下移，中国的社区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无暇行使自治的权力，行政色彩越来越浓，俨然成为一级地方政府。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不满直接投射于基层自治组织，对自治组织的认同度不高成为城乡居民自治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群众组织统称为人民团体，政党由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使得人民团体同样存在角色定位模糊的问题。一方面，人民团体与国家政权具有同质性，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都是参照公务员序列执行，在公众视野里，人民团体就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没有动员任务的人民团体职能开始弱化，成为国家治理中社会在场的符号，正在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于是，中国的国家治理就简单地化约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由此出发，以党代政、以政代党成为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常态。
（二）有效行政与低度信任
2013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府应对互联网挑战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不争论转向主动出击，主动运用互联网的武器，争夺舆论主阵地。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目的在于建立一套完备的应对互联网挑战的制度体系。稍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习近平亲任组长，目的在于理顺和整合网络治理体制，提升新媒体的应用水平和治理能力。
较之西方政治制度，动员型体制的最大制度优势就是行政的高效率。贯彻中央精神，各级政府开始加强互联网平台建设，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履职能力，建立重要政府信息及热点问题定期发布机制。同时，发挥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中的平台作用，在网络领域传播主流声音，通过领导信箱、公众问答、网上调查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建议，接受建言献策。客观地说，各级党委与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信息传播上的努力成效显著，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均建立了相应的互联网平台，可谓有效行政的又一体现。
检讨有效行政对民众政治认同的影响，虽然学界的研究结果有乐观与悲观之别，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当代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3]究其原因，实则是因为地方党委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权与个体的利益关切度更高，基层政权的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降低了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相对于中央政府，基层政权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更为频繁，相互更为熟悉。公众的低度信任表明，有效沟通，或者说深度沟通并不一定带来政治信任。事实上，缺乏基本信任的沟通，只能加深分歧的鸿沟。
（三）技术在场与缺位沟通
浏览互联网上的政务网站，各地党委与政府都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与社会的沟通，截至2013年底，中央和地方已有24万家政务微博，共同构筑了强大的“微博国家队”。[4]同时，政务信箱、网上调查、网上举报、网上建言已成为官方网页上的固定栏目。以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的网页为例，除书记信箱、书记在线外，有纪委信箱、组织部信箱、农工委咨询信箱、机关党风廉政举报信箱、总工会信箱、统战部信箱、社建工委信箱、机关作风投诉、共青团信箱与网上信访，另有妇女维权服务，网络问政等栏目。可以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处处体现着互联网技术的在场。
相对于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技术，社会公众要想通过网络平台与官方进行沟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具备上网条件的个体为例，面对书记信箱与部门分类信箱，发信人首先要实名注册，在网络畅通的前提下，完成这一过程后，还需等待回信的煎熬。同时，根据信访条例中“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个体反映的问题又回到了属地与直接领导的手上。对寻求沟通者而言，网络沟通转而成为网络旅行，再次回到问题的原点。
考察互联网沟通现状，缺位沟通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为网络沟通中领导的缺位。即便是一些开通电话热线与在线咨询的地方党委网站，并不是领导亲临接访与受理问题，以致领导亲自接听电话成为某些地方新闻报道的热点。同时，在地方党委互联网平台上，显著位置都是领导讲话、工作动态、干部任免以及相关文件的展示；而有关互联网沟通的相关信箱与在线咨询，多遮蔽在网页一角，且需经过多个页面才能打开，以致部分网民对网络沟通认同度不高，不愿通过网络问政，一定意义上说，部分地方党委或各级党务部门又在自我制造民众的缺位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