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党沟通与政府沟通
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建构政党与社会沟通的中国路径，必须破除沟通命题上的认识误区与思维定势。其中，政党沟通与政府沟通的关系，固化着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得政党与社会沟通的变革，缺少明晰的方向。走出这一困境，需从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入手，分析政党沟通的应然形式。
适应现代革命的民主诉求，即便在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民主形式，强调党的领导要通过非党组织中的党团来实现，表现为在一切政府机构与人民团体中都有党团的组织。[9]由此出发，全面执政后，政党与社会的沟通，主要是依托政府与人民团体来完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得政党与社会分离，融入国家政权，而代表社会的人民团体也因政党的全面介入而政权化。也就是说，政党、政府与人民团体成为沟通社会的国家一级，在政治生活中，呈现出组织结构的同质性。
就沟通路径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沟通原本是嵌入式的，群众是被动的受众。为动员群众，共产党人及聚集在其周围的小布尔乔亚们纷纷穿上了土布服装，走进乡村，深入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群众是启蒙、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帮助、依靠的对象。问题是，伴随市民社会的到来，群众主体意识增强，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多有自己的见解与主张。在互联网集聚效应下，当个人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不是政党走进乡村，而是群众走进政党，走上街头，表达利益诉求，形成社会压力，这是动员型政党始料不及的。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为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拒绝越级上访，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地方党委与政府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与人民团体沟通社会的技术手段。然而，缺少制度变革支撑的互联网平台，同样存在着政党、政府与人民团体的同质性，表现为多数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同时也是地方党委与人民团体的网络平台。目前，已有部分地方党委与政府网页开始分立，但多数地方政府开通的“12345”政府服务呼叫中心，还是地方党委、政府共同建立的电话综合服务平台。可见，中国政治生活中，社会沟通同质性问题还没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走出政党沟通的困境，需要破解政府沟通等于政党沟通的认识误区。基于现代民主的执政理念，政治生活中，以党代政成为政党越权的表现，党政分开成为建构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作为国家治理的行政主体，政府执行政党意志治理国家成为政治共识，同时，也是思维定势。问题是，在社会领域，特别是社会沟通领域，以政代党同样会影响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政府在国家治理中一定会出现矛盾冲突。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干群关系紧张的产物。消解这一冲突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显然，能够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体只能是政党，政党原本就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政党沟通理应是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方沟通，其中，政党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
检讨政党与社会关系，还需厘清中国共产党与群众团体，也就是人民团体的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群众团体的面目动员民众，原因有二：一是秘密革命的性质，使得中国共产党不能以公开身份动员与组织民众，群众团体的外衣给了政党合法的行动空间。二是通过群众团体动员民众，可以把政党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转化为民众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彰显政党广泛的民意支持，以及革命动员的民主路径。[10]夺取政权后，政党社会身份的合法性，使得第一条理由已不存在；而国家由动员到治理的任务转换，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需以群众团体的面目去动员民众。同时，国家治理强调对个体利益的保护，在多元社会沟通中，政党的在场无疑还会因其贴近群众而赢得社会的认同。当然，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政党与社会关系还需灵活掌握、区别对待。譬如，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政党与社会沟通最好通过工会来完成，因为非公企业中，工会的合法身份不仅为沟通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也使得沟通更符合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
追问政党沟通的实现形式与责任所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使得人们多有着先入为主的党国决定论。客观地说，执政党的身份使得政府的问题政党难脱干系，但执政党没有必要主动承担责任，它应该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检讨政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疏通民意。面对日益紧张的干群关系，自201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群众是革命年代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以此教育党员干部是在挖掘与利用政党的传统合法性资源。毋庸置疑，群众路线教育对改善干群关系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运动式整党与改善干群关系，不是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常态。政党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与社会沟通，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党与社会沟通的观念变革更为紧迫。原因是，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世界一体化，西方价值观对国人的渗透与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西方各国政党沟通社会的政治技巧通过互联网传到中国后，西方民主的剧场效应，无疑会放大中外政党社会角色的差异性特征，加速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流失。值得反思的是，作为政治技术的社会沟通手段，原本就不具有国家差异，对人类政治文明不加辨析地一概拒斥，只能有损政党乃至政权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政党植根社会原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看家本领，执政党角色的社会回归就是继承传统政治资源。当然，不同于传统的是，执政党要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以政党的面目与社会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