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发展路径上，将儿童和家庭的政策干预作为主要切入点
社会福利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作为出发点。为此，就要求社会福利政策把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作为优先目标，将人作为社会最重要的资产进行培植和投资。
家庭是人们在不同生命阶段(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人等)相关问题的交汇点，对儿童尤为重要。为家庭提供支持是满足儿童成长需要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从世界各国来看，保护儿童、改善儿童的成长环境是政府及社会成员最早致力的社会福利之一。为使儿童能够在家庭中得到恰当的照顾，政府需要普遍制定各种法律、收入保障和社会服务构成的家庭政策，包括现金帮助(减免税及儿童或家庭津贴)、工作福利(休假制度、教育补贴)、家庭服务和法律(婚姻和收养)等，帮助社会成员实现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平衡。[12]
在中国，要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上，为国家未来发展储备更多、更为优质的人力资本。首先，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儿童福利政策和管理框架，推行发展型儿童和家庭政策(儿童税收优惠、家庭津贴、育儿假期等)，投资儿童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和供给内容建设，扩大儿童福利保障范围。其次，对于市场和社会来说，一方面要鼓励各类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从事儿童服务供给，提供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儿童服务项目;另一方面要积极依托社区的平台作用，完善社区儿童服务组织建设，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也只有促成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才能平衡家庭儿童抚养的压力与责任，促进儿童更全面的发展。
(三)在发展领域上，要积极地投资于人的能力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劳动力的素质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经济全球化趋势使政府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会受到很多国际规则的限制，干预的效果也会因为市场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减弱。然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是降低了，而是更加重要了。对于政府来说，社会成员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也是解决就业、贫困以及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对于市场组织来说，企业的经济竞争能力，包括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最终决定于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以及所处环境的劳动力素质。
因此，要充分重视政府在促进劳动力市场中的积极作用，加大就业服务市场的投入，完善就业市场的制度设计和管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保护就业方式的灵活化，提倡终身学习的思想观念。同时，要促使消极被动的失业应对措施积极化，要在能力提升的理念下大力推行多元化的就业社会服务措施，提供就业信息与咨询服务、就业指导与介绍服务以及个性化的就业培训。
(四)在发展动力上，要推动社会企业的大发展，实现社会福利的创新
近十多年来，部分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社会创新的动向——社会企业。在不同的国家，对社会企业有不同的理解，从社会企业的基本特征来看，一方面是它具有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具有经济活力、持续运行的商业体。因而，社会企业常常被认为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营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混合型的社会组织。
社会企业作为发达国家的新生事物，由于社会企业具有公益性、专业性的优势，具有服务性、非政治性等突出特点，在社会领域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各国政府都很重视从政策层面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如在美国，奥巴马积极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旨在促进政府与私营企业、社会企业家和公众之间的伙伴关系;英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各种计划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社会企业的大发展。
社会企业与商业企业不同，它会广泛涉及社会领域的主要内容，如环境保护、劳动就业、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社区发展等等。目前，我国社会企业在一些领域中发展迅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在城市社区服务中，通过“公益创投”等项目制运作的方式，地方政府开始借助社会企业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企业的特殊性使其能够同时运用社会和商业手段，提供高效、优质、专业和便捷的服务。同时，社会企业利用其低成本、高效率及创新性等优势，能提供社会急需的服务。从长远来看，社会企业的不断发展，将激活社会领域的发展活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最终导致公益事业转型和福利供给转换等。
因此，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项目制运作的方法，鼓励政府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与社会企业形成社会伙伴的关系;另一方面，指定公益性较强的部分领域，如教育和就业培训、社区服务等，制订专项政策，鼓励社会企业积极进入，为社会企业拓宽发展空间，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