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消极社会福利”到“积极社会福利”
在全球化下，现行社会福利制度与日益增长的新的风险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还引发了一个悖论：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济越多，发生道德公害和欺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8]结果在加重国家福利负担的同时又孕育着新的风险。因此，在福利国家改革者看来，当下社会福利面临转型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需要从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变革。
(一)社会投资视角
社会投资作为一个视角起源于世纪交替时期，主旨是在帮助福利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9]1998 年，欧洲明确提出把“社会投资”作为发展战略。2000 年，欧盟在推出的《里斯本战略》中强调了社会投资政策，确立的主要目标是对个人进行投资，建立积极的福利，使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2013年，欧盟发表了《对增长经济和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投资计划》。[10]至今，欧盟已把关于社会投资的范畴延伸到了就业、教育、医疗健康、住房、养老照顾、儿童抚育服务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等多个方面。
社会投资视角被认为超越了保障人们的基本收入水平、让人们远离贫困线等就业社会保障的范畴，也超越了仅从风险和危机的角度而谈的社会保护。在社会投资范围上，还涵盖了儿童、妇女、老年人群体，成为社会投资的组成部分。
第一，社会投资是风险预防，着眼于提高个人、社会和国家应对风险的能力。社会投资理念及其核心价值是强调社会政策的生产性功能。即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来增强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支持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并施以弹性保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投资具有“早期识别”、“重视预防”和“上游行动”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风险事后弥合和再分配机制，可以有计划帮助人们准备去面对风险，而不是简单地“修复”结果，在政策上强调福利国家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第二，社会投资强调全过程的干预，是整体性的考量。从人的童年早期进行早期赋能，而不是仅在遭遇经济不幸后补偿损失，帮助儿童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良好的卫生和健康，优质的教育等，这既是儿童的福祉，也是未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社会投资还注重采取更个性化的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以能力建设替代失业者对现金福利的依赖。对于老年人口，采取积极老龄化战略，加大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再开发，扩大对老年群体的社会服务与关怀，最大程度上激活劳动力资源。
第三，国家政策的关注点从“宏观增量”到“微观能力”的转变。一是通过投资于人力资本开发，如儿童早期教育和照护、终身教育和培训;二是推行人力资本的使用更具效率的政策，如通过政策支持妇女和单身父母的就业;三是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通过特定形式的劳动力市场监管和社会保护制度，促进灵活的保障，以促进社会包容。这种新路径更注重人们能力提升和自我责任的唤醒，将国家政策对“增量”积累的关注，带入到更加重视“质量”和“能力”的获取。
第四，社会服务是社会投资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了应对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同时还要应对国际竞争加剧、技术变革和家庭结构演变所造成的社会保险风险共担机制和现金性收入维持计划的失衡，欧洲大多数福利国家开始改革“重现金给付、轻社会服务”的发展模式，不断把社会资源投入到劳动力激活、儿童和家庭支持、特殊群体保护等社会服务领域，使不同的人群都减少对福利的“硬依赖”，推动人们依靠自身力量来提升保障能力和水平，以适应新背景下社会的需求，迈向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