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
中国外交素来以稳健著称，但是当下全球形势扑朔迷离，“各国各忙各国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转型、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新兴中等强国的迅猛崛起尤其给中国对外关系增添了国际新变量。如何妥善处理好与这些“世界新秀”、“中坚力量”的关系，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新课题。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15)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评论：中国外交有着强烈的大国导向，精力主要集中在大国和大国集团上，如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在中国眼里，日本、印度都算不上大国。(1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沈大伟的评论视为对中国外交偏重于大国关系的尖锐批评。在国际结构剧烈变动、中等强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调整大国外交“一头沉”的外交思路，大力加强与新兴中等强国的关系。
由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存在差别，以及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市场取向、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加之定位不清、处置不当，中国与中等强国之间很容易产生诸多麻烦问题。一是利益摩擦增多。从发展进程角度看，中国与新兴中等强国因发展阶段的同期性、产品竞争的同质性，在经济贸易、市场争夺、产品竞争、知识安全、话语权争夺等方面都存在摩擦的风险和分歧点。例如，中国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的经贸关系，频频遭遇反倾销问题困扰。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21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启动贸易救济调查共106起，同比增长37.7％。巴西、印度等中等强国的立案数量占到总案件数的66％，其中巴西已连续两年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17)2010年4月，印度和巴西都公开表示附和西方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施压立场，呼吁大幅度提升人民币币值。巴西2014年3月宣布开启对原产于中国等国的铝基印版反倾销调查。在2014年1至3月中国遭受的14起反倾销调查中，仅巴西就占到5起。(18)
二是战略关系复杂。比如在印度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公共舆论视中国为特别威胁，媒体也特别喜欢炒作“中国威胁论”。中澳关系虽然总体态势良好，但是近年跌宕起伏，澳《国防白皮书》直指“中国威胁”，“力拓案”、“疆独”分子热比娅窜访、接纳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等事件都说明中澳矛盾点多、面宽。近期的澳日潜艇技术合作也说明，由于澳传统上与美、日存在盟友关系，中澳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中日、中美竞争的制约。
三是一些新兴中等强国对中国采取外交平衡策略，与区域内外大国联手制衡中国。它们既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也试图借助大国力量防止中国一家独大。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的“驾驶员”，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可谓不遗余力，但也积极吸纳美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企图以此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在与中国存在南海岛屿争端的诸国里，印尼较好地贯彻了“搁置争议”精神，然而它有时也会将岛屿争端作为政治筹码。在2014年印尼大选前期，印尼军方特别强调与中国的领海争议，并且在军演中展现自身的强硬姿态。(19)
面对这些复杂情形，中国既要借重新兴中等强国，又要清醒认识到，新兴中等强国也可能是中国面临新矛盾的来源。如果不能从战略高度规划和布局，困扰中国与中等强国特别是新兴中等强国的问题就会不断出现。中国要对中国与中等强国的关系进行战略再认识，外交再布局，给予恰当的定位，并在具体工作中给予足够重视。比如，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西方阵营中的传统中等强国，要给予充分尊重，多倾听意见、多谈论合作；对新兴中等强国，要在扩大共识基础上协调相互立场，强调共同利益、功能合作、谋求双赢；在国际多边场合要加强与中等强国合作，对于目前无法达成共识的议题也要控制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