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战略研究；戴维来，外交学博士，上海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中等强国、中国对外政策研究；金君达，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中等强国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在新一轮世界权势转移过程中，中等强国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影响深远，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性主导力量。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中国需将中等强国视作对外战略新的着力点，及时调整战略，明确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以求保持中国国际战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关 键 词：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外交定位#中国外交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关系进入结构重组、问题议程重置和价值观念重构的新阶段。包括新兴中等强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异军突起无疑是促成这一转变最为深刻和持久的动力。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中等强国在大致同一时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实现群体性崛起，并以具有自身特点的对外行为诠释着国家利益。它们不再是国际秩序中心的跟随者，而是国际舞台积极的参与者、修正者及制定者，是主导力量之一。①这一趋向改变了世界力量结构，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应当引起中国外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国际关系中的中等强国
如何认定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相当于中等强国身份的国家往往在某些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整体上又暴露出实力和影响力的局限性。众所周知，衡量一国是否是中等强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是通过其国家地理大小、经济、政治与外交影响力、军事、科技、地缘等多种因素作评判。按照国家规模，国家可分为超级大国、中型国家、小型国家和微型国家；按照国家实力，国家可分为强国、中等强国、初等强国和弱国；按照国家发展水平，国家可分为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一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也可部分反映该国的国际地位。加拿大学者亚当·切普尼克(Adam Chapnick)提供了有关中等强国的理论分析框架。他指出，中等强国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元，区别于政治实体或联盟，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他并提出认识中等强国有三种分析模式：第一种是功能型，即正确定位自身国家实力，能够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力；第二种是行为型，即按照自我认定的国家实力行事，以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第三种是等级制型，即确认自身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贴上国际身份的标签，如在联合国中所处的地位等。②汉斯·摩根索设计了国家实力的衡量因素：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据此，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把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口作为分析指标，把美苏放在超级大国位置。然而在划分中等强国和小国时，却遇到了困难，即该数据边界难以确定。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指出，当今时代，中等强国角色与国际组织发展紧密结合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其位于世界国家物质性权力的中间位置，但同时处于国际冲突的风口浪尖，因而国际社会需要拥有中等及中等以上的国家力量来管控风险。中等强国通过对国际秩序和安全作出承诺、推动世界体系变革、与大国保持充分独立等方式来履行职责、践行使命。③在保罗·肯尼迪看来，中等强国又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英法德日是近代以来的大国，但在美苏面前又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的中等强国。他认为，考察一国实力，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条件下进行，国家内部社会凝聚力、资源动员能力、地缘政治地位和外交能力都是其影响因素。④同时，拥有一个较强控制力与良好国内治理能力的政府也往往成为获得中等强国身份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影响该国国家地位的形成。一国对外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效率、公民技能、素质和创新精神均是中等强国实力的体现。澳大利亚学者乔纳森·平(Jonathan H.Ping)认为，治国方略既指国际层面的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又指国家的政治过程。⑤也就是说，外交是治国方略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国家总体实力不够，却拥有很强的对外影响力，也可视为中等强国。中等强国既表现为一国面积大小及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强弱，更体现于外交实力方面，即在某个特定的议题领域其所能投入的资源和知识。⑥无论从国家规模、国家实力，还是从国家发展水平以及其在国际组织中所处地位等角度看，中等强国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发挥着突出作用，能按照自己的逻辑实施对外行为。因此，中等强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软实力乃至军事领域内，把国家目标确定在“中等水平”的战略性指标上，影响着中等力量的建构。
中等强国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行为体。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是国际秩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关系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爱德华·卡尔强调：人类应该正视国际关系现实，政治就是权力政治。他并指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主要有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而军事力量是公认的价值标准，衡量大国的标准是其可用军力的质量和预设效率。⑦纵观历史上世界均势的变动，真正能够称得上“大国”或“超级大国”的国家只是少数，即通常是那些拥有显著军事优势、经济实力、占有较大领土，并拥有较多人口规模的国家。而中等强国在人口、经济实力、国土面积、军事力量等关键领域虽不及大国(或者超级大国)，但其战略位置或扼守要道、或位居地缘要津，其经济力、军事力以及软实力也仅次于大国，在国际力量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并成为大国竞相争取的对象。此外，中等强国是均势的关键平衡手，如19世纪著名的欧洲协调，其实就是一种均势状态和安排。当时欧洲一些中等强国认识到其任何一个均无法取得绝对的大国地位，只能通过彼此制衡，形成欧洲协调，从而相互保证安全和地位。在均势体系内，中等强国或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小国，都能对均势产生较大影响。
中等强国本身具有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的强大意愿。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国家是一个寻求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国际机制进行合作，并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使每个成员受益。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得共同收益。”⑧而从自身所拥有的禀赋、国际行为能力和利益重点等看，中等强国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拥有较强的地区或全球影响力，迫切希望通过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争夺低端政治方面的话语权，最大限度谋求核心利益，发挥自身重要作用，因而能够成为影响国际议程设置和国际格局形成的重要国家行为体。具有这种思维的中等强国通常更可能采取外交手段和程序，包括对多边机制的偏好，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并通过合作增强与大国对话的实力，以及更多地运用经济影响力和战略手段，走“中等实力”路线，避免与美国、中国等大国“硬碰硬”。⑨它们通常认为，与大国直接对抗极可能带来消极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