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上下关系
党和法治何者为上？1979年9月中共中央在下发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规定，“对各项法律制度，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坚决遵守。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4]这个规定是针对着过去搞“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党的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变成了个人的领导，领导者个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此，邓小平指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接着，邓小平更有针对性地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6]。在这里，邓小平所阐述的观点一改前非，明确地把法律置于领导人的看法和意见之上，领导人的话不能当做法律，不能因听从领导的话而违反了法律。
随后，1982年《宪法》第五条更明确地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讲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也就是中共中央讲的“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都是要视法律的位置在党之上的意思。
2012年，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宪法和法律“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3. 大小关系
到底是党权、官权大，还是法治权力大，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由于中国受到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侵蚀影响，一些干部法治意识薄弱，存在着“人比法大、权比法大、情比法大”的观念，遇到涉及处理与法律有关的纠纷冲突的事，不是寻求司法途径解决，而是热衷于运用各种潜规则，绕过法治解决问题，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党权、官权比法权大”。
其实，马克思主义有一条根本的原理，人民是主人，党不过是仆人或勤务员。党的干部，如恩格斯指出的，“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7]。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8]。对于共产党人，张闻天透彻地表白道：“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9]。邓小平更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10]。
从人民是主人、党是仆人的理念出发看待法治问题，法治就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不是党的权力的体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地指出，“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强调了立法是人民意志的凝结，沉甸甸的法治当然大于、重于党的权力。1978年，邓小平通过总结“文革”教训，曾经深刻地指出，不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11]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党的领导人不是法的化身，不要把他们的话当作法律，党的领导人没有比法律更重要的地位，这就彻底地否定了权大于法、官大于法从而导致人治的总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