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法治关系的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已形成了对党与法治十大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党与法治的位次时序关系的认识,二是关于党与法治的内涵实质关系的认识。党和法治之间不是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具有内在一致的关系。党要按照法治的要求,在处处维护法治和促进法治的同时,还要接受法治的管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要真正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在于，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国家的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各项活动，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治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行事。这就在现实中碰触到一个问题，法治的地位提的这么高，党的位置往哪里摆，要不要在法治中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在法治中坚持党的领导。总之，就是怎么认识和处理党和法治关系的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其实，党和法治关系的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就发生了。从那时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迄至此次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对党和法治十大关系的认识，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这十大关系的认识，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关于党和法治的位次时序关系的认识，一是关于党和法治的内涵实质关系的认识。对此，本文分别作出论述说明。
一、关于党和法治的位次时序关系的认识
对于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人们通常可以采取从空间位置和时间顺序等方面，经过直接的、确凿的比较而获得，这不失为一种形象化的、便捷的和有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也善于运用这样的方法，在弄清楚党和法治关系的问题上，通过比较各自所处的位次区别与时序差别，使党和法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一目了然。
1. 高低关系
党和法治何者为高？1941年，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怎样建设人民政府的重大问题，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着重批判了“党权高于一切”[1]的“以党治国”[2]的体制。他说，党权高于一切导致政府法令行不通，甚至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非党干部则称党为“最高当局”。透过这些论述，邓小平认为，党不能高于法律，它们之间的高低关系恰恰应该是相反。
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其序言部分庄严阐明，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句话中所说的“各政党”，显然是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都要以宪法为“最高的”法律，作为“活动准则”，维护高过于自己的“宪法尊严”，并要保证“宪法实施”。
2014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个国家宪法日来临时更为明确地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3]在这里，习近平也使用了“最高”的限定词，并且肯定了宪法在三个方面都是最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