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文艺不能做政治的附庸，要有独立的空间
总书记的讲话是在一个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拐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历史框架下，应该有个对位，就是说，我们经济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但是文化、艺术的成就有很大的落差。这实际上是时代对当今中国出伟大艺术家和优秀艺术作品的期待和召唤。
那么，怎么出伟大的艺术和艺术家呢？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说到文艺座谈会，我们就自然地想到毛泽东曾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一座谈会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但它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确实产生出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文艺作品，甚至可以说产生了“毛泽东的艺术”。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教训：我们确实形成了一定的文化领导权，但却忽略了文化领导权的边界，也就是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习总书记强调，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实际上，文艺也不能做政治的奴隶。文艺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一定要有其独立的空间，要有创作的自主性、文化的公共性。从政治体制来看，中央集权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封闭，也可以是文化的开放。比如唐朝，它也是中央集权，却出现了像李白这样的文艺创作者和经典作品。而明代的中央集权已渗透到文化领域中，带来的就是文化的相对衰退。
下面再说说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文化要做到封闭是不可能的。一是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二是我们越来越期待文化的开放水平。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下，我们如何能产生伟大的艺术，这就涉及文艺与市场、与经济的边界。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党的相关文件指出了其中的深意：第一，文化产业不是文化的市场化，不是文化的产业化。第二，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对艺术的保护机制，在政策上要有突破。而政策突破的前提是理论认知，也就是说有一部分艺术我们一定是要保护起来的，但这种保护，保护的是艺术的生产力。
保护艺术的生产力，可以分为“事业”和“产业”两部分。在艺术创作上，我们有一部分是可以放入市场的，这一部分由文化企业来承担；有一部分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给予保护，但又不完全是事业单位，这一块由非盈利组织来完成。落实到文艺上，就是文化的非盈利组织。艺术生产力是靠人、靠艺术创作，而文化非盈利组织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构起特定艺术的保护机制，解决艺术的多元性问题。同时，要有国家公共资金，包括国家艺术基金、政府财政的支持，甚至是企业的赞助、个人的捐助等。有了资金可以拍新戏，也可以拍经典，更重要的是产生了艺术创新。
我们现在的艺术需要艺术创新、艺术实验，甚至可以允许有一些另类的艺术产生。这才是保护了艺术的想象力，解放了艺术的生产力。保护艺术旨在凸显艺术的卓越性，待艺术成熟之后，可以放到市场上。这样，艺术就从产品跨越为商品，这一商品就带动了民族和国家的创造力，最终传播的是主流的价值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完美的统一。真正能在市场上盈利的则是商业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大众产品就是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和消费的，它一定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像《猫》、《大河之舞》等艺术形式在市场经济中不断锤炼，最终成为了经典，它又可以反过来作为文化资源哺育文化单位，它可以进入课堂进一步得以传承。现在，我们恰恰缺乏文艺创作与市场之间“中间地带”的保护机制。我们保护的是生产力，国家政策应该往这方面来倾斜。我们不是单纯地培养市场主体，而是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我们培育的是文化生态、艺术生态，培育的是整个文艺创造力的细胞和毛细血管。只有艺术的高原起来了，才能产生伟大艺术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洪伟红心：从茫然到坚定信心，文艺创作重在传播正能量
我是一个新人，2004年，由于长得像毛泽东同志，被人发现了，把我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两年的表演，又找老师学习两年台词，由此走上了表演之路。我一共创作了6部电影，演了6次毛主席，其中我投资了5部，一共投了3千多万，但是，亏了2千多万。这令我很迷茫。
我最近拍了一步《人间正道》的电影，由黑龙江省纪检委为我免费提供了3万张碟，给党和干部看。30岁以上的观众，看了都哭。我想上院线，就在市场上搞了个小调查。我找了两个青少年，一个13岁，一个15岁。我对他们说，《人间正道》这个电影非常好看。这两个小孩问，“《人间正道》是不是爱情故事？”我说，这里面是有爱情故事，但不是年轻人，是1942年的事。这是由真实的事改编的：1942年，一个团长贪污了3050元法币，按照当时规定，贪污500元就应该枪毙，但是，他救过毛主席，毛主席也在他家吃过他母亲做过的哨子面。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下令枪毙了这位团长。这两位小孩听完之后，表现出极大的冷漠态度，这对我打击很大。我又想把拍完的电视剧送给四个电视台，却都遭到了婉言拒绝。拒绝理由就是抓不住30岁以下的观众，广告是收不回来的。于是，我又赔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0月15号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又重新振奋了起来。从那时起，我还是想做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拍片子的目的就是要让30岁以上的观众看了之后都会感动地哭，从而影响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会、影响一个国家。我们国家缺乏一种从娃娃就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基础教育，随地吐痰等现象屡禁不止。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为弘扬正能量做更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