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方面则是针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各种负面影响，特别是针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围绕着现行政策要不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等问题所进行的探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出于对我国人口未来发展的担忧，近十余年学术界一直就生育政策调整展开讨论”，“现行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 正日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通过对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现有生育政策条件下人口发展的趋势等进行讨论，国内学术界主要形成了“完全放开生育二孩”、“有条件放开生育二孩”、“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总体稳定”和“继续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等各种不同的主张。但大部分学者都在“生育政策应该及时进行调整”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只是在如何进行调整方面尚存在一定差别。正是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的背景下，中央做出了从2014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决定。这既是对30多年前政府制定现有生育政策时所作承诺的一种回应，更是对这一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
但总的研究状况表明，目前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研究仍主要局限在人口学界、也主要是由人口学者在进行的。其关注点也基本上都只停留在社会中的“人口”要素本身，相对忽视了与“人口”要素密切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现有的少数与生育政策调整相关的研究，在研究的主题和视角上也基本都是围绕着有关放开“单独二孩”后出生率的反弹、每年新增加出生人口的规模、总人口长期发展的趋势等纯粹人口学的问题，很少有研究涉及到与政策调整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社会中的经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呈现出关注生育政策人口学后果的多，关注生育政策社会后果的少；关注原有生育政策社会影响的多，关注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少的状况。特别是关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对我国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则更是尚未见到。
我们知道，人口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生育政策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决定了它会对社会的构成、运转及其发展带来影响。“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它所带来的后果绝不仅仅只是社会中人口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与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紧密相关。特别是由于人口生育政策所具有的“后滞效应”，更是提醒我们要关注各种与政策相关的潜在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调整、新的生育政策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提前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分析预测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及时防范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从科学研究过程的角度来看，生育政策的调整无疑会成为我国人口控制和规划这场社会实验中一种很好的“实验刺激”，成为一种探讨生育政策与人口发展及社会发展之间因果关系的很好的“自变量”。利用这一“自变量”，我们可以对相关的人口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对有关人口因素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和命题进行经验的探讨，可以为证实或证伪各种理论命题提供新的经验事实和科学证据。从这方面看，设计和开展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可能影响的研究无疑又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
三、探讨生育政策调整之社会影响的初步框架
具体来看，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构成我们探讨生育政策调整潜在社会影响的基本框架：
1、政策所引发的新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
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最直接的后果首先是人口方面的。回顾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不难看到它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巨大影响力：1971年国家正式提出要计划生育，随着“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中迅速下降，短短十年便从1970年的581降低到1979年的275；而1979年开始实施的、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则在30多年中将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从275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的15-18的范围中。1984年，中央7号文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在农村实行“开小口、堵大口”的政策，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得全国独生子女人口中，农村独生子女的比重由1979年的70%，迅速下降到1988年的30%；尽管造成上述生育率下降结果的因素还包括各种社会经济条件，比如社会结构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甚至自然环境条件等等，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往往是更加直接的和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