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政治议程理论涉及公共行为者在面对政治性公共问题时所作出的国家式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议程与领导精英之间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政治议程作为一种宏观或中观结构，使领导精英的行为选择具有了结构限制性；领导精英作为公共行为者，具有自身的行为选择能力与行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既有政治议程的结构限制，从而实现行为者主导的政治议程变迁。在这个过程当中，政治议程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领导精英类型，同时领导精英也在选择政治议程，实现政治议程的变迁，这就是所谓的领导精英政治议程化与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改革开放前中国革命政治议程的设置典型地体现为领导精英政治议程化；改革开放后中国治理政治议程的变迁及其侧重点的转换，典型地体现为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政治议程变迁与领导精英转换之间的互动，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完全的展现。见图3。
图3 当代中国政治议程变迁与领导精英转换
当代中国的政治议程经历了由革命到治理的转变，治理政治议程的重心现在正经历着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齐抓共管阶段。政治议程的历史变迁与重心的转移对领导精英转换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与标准，同时，领导精英的行为能力与策略选择影响着政治议程的变迁。领导精英从革命型到技术型，以及到十七大以来的人文社科型的转换，是政治议程与领导精英互动过程的结果。
政治议程的选择不仅影响领导精英的转换，而且关乎国家建设。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议程以革命为中心任务，意识形态与政治忠诚成为政治录用的标准，与此相契合的领导精英深具革命化特色，政治型官僚成为政治运作过程的主体。同时，领导精英的行为能力与策略选择也导致了政治议程的变迁。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议程以治理为中心任务，专业技术与政治绩效成为政治录用的标准，与此相契合的领导精英深具理性化特色，技术型官僚成为政治运作过程的主体。然而，前者的登峰造极，使国家在“文革”中几至于毁灭，国家建设遭遇重大挫折；后者的日渐强化，使市场经济逐渐“脱嵌”于社会，社会遭到巨大损害，国家建设误入歧途。由此，十七大以后基于社会建设的需要，具备治理经验的人文社科型领导精英应运而生。政治议程的系统整体性影响与治理政治议程的三重变奏内涵——经济的可持续、社会的公平与政治的民主——否定了任何领导精英转换的极端化倾向。它要求政治型领导精英、技术型官僚精英，以及具备治理经验的人文社科政治家，在政治议程结构限制下达到平衡。在平衡的均势下，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与领导精英政治议程化才能相得益彰；政治议程结构限制下的领导精英行动，才能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转型的平稳与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