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中国的领导精英转换及其特点
政治议程作为结构限制，直接作用于政治录用的标准、过程与方式；同时，领导精英作为政治行为者，具有自身的行动策略与行动选择，他们在宏观结构程式中做出自身的行为选择并影响着宏观结构。前者，决定了政治体系拔擢与铨叙的领导精英类型与运作程式，即领导精英政治议程化；后者，反映了领导精英的微观政治行为与宏观政治议程结构之间的互动方式，即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影响。
当代中国革命政治议程主导下的领导精英的行为能力与策略选择空间比较小，这个时期的中国，典型地体现为领导精英政治议程化。符合于革命政治议程，这时的领导精英具备浓厚的革命化色彩。第一，领导精英的类型主要属于政治官僚型。革命斗争中的政治化干部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积极分子成为他们的主要组成成分。第二，领导精英的录用方式是运动式拔擢。革命政治议程需要政治运动来清除“阶级敌人”，在阶级敌人的清除过程中，积极分子成为领导精英的重要来源。第三，革命式政治官僚的录用标准是政治忠诚。革命政治议程要求干部录用标准是意识形态的“红”，而不是业务能力的“专”。第四，领导精英的行为方式与策略选择是运动式与革命化的。革命政治议程的结构限制，令领导精英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运动式治理与革命化执政方面。
改革开放见证了当代中国的领导精英主导下的政治议程从革命政治议程到治理政治议程的变迁，这个时期的中国，典型地体现为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在具备思想解放的领导精英的行为选择下，革命政治议程向治理政治议程转变，同时，领导精英转换也是这一变迁的题中之意。第一，领导精英的类型从政治官僚向技术官僚(具备三个条件：技术科学的学术训练、专业性职业、领导岗位)转变。专业岗位上的业务精英，成为技术官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领导精英的录用标准从政治忠诚到治理能力。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要求治理能力成为录用领导精英的重要标准。第三，领导精英的录用方式从运动式拔擢到制度化录用。随着政治运动的减少，靠在运动中发挥积极性的运动式拔擢方式进入领导精英序列的积极分子趋于消逝，公务员的录用与晋升制度进一步制度化。第四，领导精英的行为方式从革命化到理性化。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者开始随着革命政治议程的消退而消退，技术官僚所具备的理性化行为方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的领导精英“主要具备工程与生产领域的学术训练，并且他们的职业背景大都集中于职能部门的专业岗位”。总之，领导精英转换在政治中体现为技术型官僚替代政治型官僚，在经济中体现为理性化官僚替代意识形态性官僚。
随着革命政治议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政治议程的转变，领导精英转换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即技术型官僚领导精英成为主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政治议程提出对领导精英的“四化”要求，虽然继续强调革命化的政治忠诚标准，但是，职业化的理性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主导的录用标准。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铨叙标准，决定了革命化成为边缘，职业化成为中心。与经济建设相契合的技术官僚“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来处理”。即“技术官僚具有务实的精神，强调管理纪律，侧重任务目标，重视知识和技术，讲求效率，有时间观念，习惯于用科学的可以计量的标准来衡量事物，以实现科学化的国家管理”。所以，技术官僚是这一时期精英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
治理政治议程侧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建设，领导精英转换随之呈现新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脱嵌”，中国发生了如波兰尼所谓的“双向运动”，社会建设成为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政治议程。因为社会建设是一个更加强调改革成果的公平惠及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由此，与前期不同的是，经济发展依然是中心任务，但是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建设也成为这个时期的着重点，前者要求具有丰富治理经验(中央与地方)的领导精英，后者要求具备以人为本理念的人文社科型领导精英。理性化的技术官僚虽然继续主导现实政治过程，但是具备治理经验与人文社科理念的政治家成为治理政治议程的主导者。
随着社会建设的日益凸显，具备治理经验与人文社科理念的高层精英也日显重要。这一时期的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凸显技术官僚的诸多优势，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局限，这就要求具有治理经验与人文社科关怀的领导精英的出现。第一，政治议程设置的公共性特征，要求更多的民众参与，而技术官僚的专业性所带来的隐秘化特点与此相悖。第二，政治议程的政治特征，要求政治化的处理方式，而许多政治问题无法转化为技术问题，如政治改革的战略规划、民族问题、台海问题、国际战略规划等。这就需要具备更加广博知识水平的人文社科型领导精英的出现。第三，政治议程的总体性特征，要求宏观政治战略眼界，而技术官僚的“工具理性”特征与此相悖。也就是说，即使一些“领导精英仍然具备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的学术训练背景，或者们早年的职业生涯中具有工程领域的工作经验，但是，21世纪初的中国新领导精英将选择增加提升他们关于社会科学与经济管理的学术知识。同时，他们也要获得作为省级领导精英的实质性治理经验”。所以，治理政治议程的社会建设重心与技术官僚的自身局限，要求高层政治领导精英与其他各层级的重要领导精英，从理性化的技术官僚向具备治理经验的人文社科型政治家转换。这是治理政治议程的结构限制对领导精英转换的影响，同时，彰显治理经验与人文社科型领导精英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