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断开始撬动中国政治议程的变迁。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这表明邓小平已经认识到，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无法赢得人民对政权的认同，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由此，邓小平重启了政治议程选择的序幕，变革命政治议程为治理政治议程，其中心内涵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经济绩效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议程的外在表现。邓小平为政治议程的选择设置了原则与理念，并开启了改革阀门，但真正使这些原则与理念成为现实政治过程的，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当然，直到今天，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高层领袖仍然印有邓的烙印。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政治议程的展开与深化，中国在取得巨大政治与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到199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力量便从边缘包围并蚕食经济中的‘计划’和‘公有’部分；最后，市场力量越了经济的疆界，蔓延至整个社会的机体。”国家主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显现出弱点与危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政治议程，在经济领域以市场经济为现实载体，使利益的逻辑替代意识形态的逻辑；在政治领域以GDP主义为评价标准，使经济绩效替代政治忠诚；两相结合之下，权力与资本的结盟使市场经济“脱嵌”，社会成为受害者。由此，胡温时代中国政治议程的选择，虽然仍然延续了治理政治议程，但是其侧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变为社会建设，即社会建设逐渐提上治理政治议程的中心位置。
治理政治议程的经济建设内涵，带来官僚运行的理性化、技术化优势，却损害了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要求、社会生活的公平性。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造就的，所以政治议程的设置无法容纳民众的参与意愿，其公共性反而被技术性所遮蔽，这不仅无法保证经济建设的可持续性，而且无法顺利地开展社会建设。因此，治理政治议程天然地要求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成为当然之意。
当代中国的政治议程的选择涉及整个系统的整体性变迁。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并建构国家，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形式具有全能主义色彩。改革开放伊始，国家公权力有限度地退出社会，但是公权力的作用依然强大。所以政治高层领导对于政治议程的选择不仅影响政治体系，而且影响经济与社会体系，即政治议程的选择涉及政治体系、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组成的整体系统。同理，以政治体系、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为组成要素的系统整体性，要求政治议程的选择着眼于整体性战略规划。所以政治议程选择的整体系统影响性，内在地要求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社会的公平与政治的民主。即使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三者在不同时段政治议程选择中的重要性各异，但是系统整体性要求下的政治议程选择必须把三者作为具备有机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体。治理政治议程的历时性变迁，使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成为各有侧重的统一体；而它的共时性演化，使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这就是以治理为特色的政治议程的三重变奏。
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既有政治议程结构限制下，领导精英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了限制性的策略选择，并促成了中国政治议程的变迁。革命政治议程在改革开放之初并未像其在改革开放以前一样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结构性限制，而是一个领导精英可以以治理政治议程替代的可变换的结构。同时，治理政治议程虽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议题，但是治理政治议程的核心点却发生了偏移。这意味着政治议程的结构性限制可以被公共行为者的行为能力与策略选择所改变，成为政治议程领导精英化的典型体现。
以历史大脉络观之，当代中国政治议程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即从革命到治理；大转折的具体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再到社会建设。不论是政治议程的变迁还是其内涵的转变，政治、经济与社会现状是它的现实土壤，并且随着政治议程的变迁而变迁，这都是政治议程与领导精英之间互动的结果，当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领导精英的类型也发生与之相适应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