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中国的政治议程变迁
政治议程在中国更多表现为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议题或政策，其目的旨在制定或影响当前和未来的政治信息传递与一系列重大政策。它为当局确立一段时期之内的行为与责任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铨叙政治行为者，尤其是将公共问题匹配国家式解决方案的公共行为者。因此对于中国来讲，对政治议程的选择至关重要，“议程选择对了，路径走对了，国家就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果做得不对，留下不好的遗产，就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
中共建立的人民共和国虽然名之曰“新中国”，但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来讲，它也必须寻求自身的合法性。“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担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像从前历届政权的合法性一样，它的政权合法性将取决于它对整个中国的良好控制。”尽管中共是通过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但它对中国的良好控制却不能仅仅依赖于暴力机器，它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创设支撑并维系其政治体系稳固、社会系统存续的合法性资源。
在内在的合法性诉求和外在的冷战国际背景下，政权的生存成为最为重要的任务。基于对于政权成立时内外形势的激进判断，中共在国内开始划分“人民”与“敌人”的阵营，并依此为界限开始开展一系列旨在维持政权生存的政治运动。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展开，到反右运动的开展，中国开始了以阶级为主要划分标准的一系列运动，到“文革”时，这种情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政权生存的紧迫性议题，造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议程。共和国政权结束了帝国崩溃造成的分裂局面，重新整合了国家与社会；同时共和国政权深深地烙刻了国内外形势与毛泽东本人的印记。由于国内外因素，尤其是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与1957年中国“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对政权生存的内外环境的判断更加激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基于一系列客观与主观因素的判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在选择政治议程的时候，翻转了中共八大的政治议程。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思路，使革命政治议程成为国家建设主题，并在中共九大上予以确认。沿着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路，革命政治议程正式确立。
政治议程是一个在公共问题成为政治议题的时候，公共行为者给予国家式解决方案的过程。公共问题是政治议程的核心，决定着政治议程的生成，同时也决定着公共行为者的行为能力，策略选择以及制度运行的原则。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革命性政治议程的确立是由当时的公共议题——政权初诞时刻的危急性——所决定，由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政治议程成为领导精英录用与铨叙的决定性因素，即“红”成为压倒性的标准。领导精英受限于革命政治议程所形成的刚性结构，他们的行为能力、策略选择等都必须以阶级斗争的革命标准为依归。革命政治议程完全决定了领导精英的革命化属性，成为领导精英政治议程化的典型体现。
革命政治议程以及与它相适应的领导精英类型与行为、策略选择，对历经才30年的新政权造成了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为了重新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领导精英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议程选择过程。在领导精英内部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关乎政治议程选择的政治博弈，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精英占据了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