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在儒家价值观浸润下，传统社会中还有其他非宗族的公民组织，如行会，它把私人意义上的商人变成公民，除维持商人群体内部秩序外，还可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儒家士绅也建立了各种公益慈善组织，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研究。
上述各类公共性组织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它与国家权力为竞争性合作关系。这些公共组织在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中生产和分配公共品，比如，乡村的公共品主要是由宗族生产和分配。没有这样的公共组织和公共生活，基层社会是无法维持最基本秩序的，更不要说繁荣了。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多层次、多中心的公民与公共生活图景：
第一，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以上的共同体中。一般而言，最底层的农民同时在家庭和家族中，并至少参与宗族的公共生活。至于读书人和儒家士绅，可参与更高层次的公共生活，如县的公共生活，甚至国家层面的公共生活。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民普遍具有公民属性。
第二，尽管如此，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其所在群的公共生活。在每一个群中，都可以分出君子和小人，此为公民和私人之别。
第三，并不是每个人都以同等热情参与其所在群的公共生活。普通农民虽然积极参与宗族公共生活，但并不积极参与县，更不要说是全国层面的公共生活。但我们仍然要说，农民可能是社区公民，但或许不能说是国家公民，此为公民的层级性。
第四，大约只有儒家士君子能够贯通地参与所有层级的共同体的公共生活，成为积极的国家公民。并不是所有公民都是国家公民。此为国家公民身份的有限性。
儒家式社会中公民的上述几种特征，似乎都是现代社会公民的特征。在古典时代，或者在古希腊哲人和卢梭的理想城邦中，全体人口其实就划分为两类：公民和非公民。在这里，公民是一种法律身份，但中国古典时代与此有所不同，西汉中期以来的儒家式社会更与此大相径庭。
具体地说，西汉中期以来儒家所构造的社会秩序，其实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这个社会的宪法原则是平等，公民身份并无法律限定，公民身份仅具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每个人都是国民，理论上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也即可成为公民，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却首先呈现为私人，是否成为公民由个人选择，是一个社会角色的自由选择问题。一个人可以选择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也可以选择退缩于纯粹私人生活空间，这是现代性的一大特征。
美国宪法学者阿克曼(2004：第四章)提出“私人公民”(private-citizen)概念。他认为，人群或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利己主义者，或称之为私民，基本上不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这类人也许是少数，另一个是公共公民，始终主动而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这类人同样是少数。阿克曼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是私人公民(private-citizen)，兼有私民和公共公民两种角色，但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多数时间，这些民众是私民，主要关注自身生活，但在特殊时刻，他们会成为公民，积极卷入公共生活。
由于超大规模属性，中国的绝大部分国民难以成为有效的国家公民，但作为公民的儒家士君子创造了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基层自治性组织。由此，基层的私人得以进入基层公共组织，卷入基层公共生活中，从而成为基层公民。重要的是，他们的公民身份是可扩展的。
孙中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同样面对现代公民构造问题，他相信宗族才是构造更大范围的公共生活的良好起点：
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依我看起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孙中山，2011：700)
在孙中山看来，宗族实际上是个人联结为国族的有效中介。由此中介，普通民众的公民身份可以扩展，从而有效地整合为国族，也即国民共同体。
实际上，梁启超在访美归来所写《新民说》的最后三节已改变了其僵硬的公民/非公民两分法，他相信私德和公德之间并无截然界限，并在“论私德”部分这样说：
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使如《鲁敏逊漂流记》所称，以孑身独立于荒岛，则无所谓德，亦无所谓不德。而对于少数之交涉，与对于多数之交涉，对于私人之交涉，与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其主体则同。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
梁启超现在认识到，德是合群的品质，因此，民众在基层和小型共同体中养成之德，实具有扩展性，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国家公民之德。梁启超以前认为两者是相互排斥的，但现在梁启超相信，社区公民完全可以发展成为国家公民，社会公民的训练实为养成国家公民的阶梯。这就是儒家的理念，并且见之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