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君子与公民
在孔子时代，君子群体溃散，礼崩乐坏，这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种不同表现。由此，小型共同体松动、瓦解，到战国时代崩溃，人从共同体中离散出来，处于“游”的状态。这个字在战国至汉初的文献中反复出现，“游”就是流动，即人们在空间和社会结构上流动。
因为“游”，封建的家就没有了。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核心小家庭，“五口之家”或“七口之家”这两个词在战国时代十分流行，说明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典型的家庭由父母与未成年儿女构成，有自己独立耕种的一块土地，自己养活自己，不依靠任何人，在这个意义上，普通人皆是私人。在家庭之上，只有国家，没有中间层级的公共性组织，国民经由官僚体系勾连于遥远而强大的国王。普通人是国民，相互平等的国王之民，但国王太遥远了，人们无从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因此国民没有公民意识。②
也就是说，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公共组织的建立和运转并未塑造出公民，这凸显了超大规模共同体构建公共生活时难以克服的规模瓶颈。如果公共组织的规模太大，又缺乏必要的制度化渠道，成员将因此无从参与公共生活，也无法与权威以及成员相互之间构建有效的对话和情感分享渠道。由此，成员无法塑造对组织的认同感，相互之间也难以产生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感。后古典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平铺的、离散的和私人的大海，缺乏公民，缺乏公共生活的适当制度载体。
儒家正好回应这个问题，在周秦之变的大转型时期和后古典时代，它塑造了公民，重建公共生活。儒家的努力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塑造私人为公民，此即儒家君子养成之学的要旨；第二，构造可就近进入的公共生活空间，儒家为此构建了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也即中间层级的公共生活组织。
《论语》首章表明，孔门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学养成君子群体。③然而，君子何为？君子究竟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篇》)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
(《荀子·君道》)
“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白虎通义·号》)
综合上述儒家经典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儒家理论思考中居于枢纽位置的君子的核心功能是合群：或者是群的发起者、领导者，或者是群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合群就是构造和维系共同体，发起和管理公共事务，至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以合群为己任的君子就是积极公民。
儒学的兴起就是为了养成公民。孔子身处封建的共同体解体和平民社会趋向离散的时代，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一个离散的平民化时代，谁来组织个人可参与的共同体并使其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孔子诉诸于君子。君子古已有之，但孔子对君子的内涵予以转换，剥离了等级要素，直指古典君子最为根本的内在能力——合群能力。孔子希望新兴平民中一些人通过学，可养成为君子，充当公共生活的社会主体。检视《论语》、《礼记》等文献即可发现，孔子关于君子的全部论述都指向合群的意愿和能力，也即公共生活的自觉和能力。
君子和小人的对比最为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养成君子的深刻意向。孔子常把君子置于君子、小人对比的框架中讨论，最著名的如：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
孔子之后，君子和小人之别成为儒家思考社会问题的基本范式，两者之别的关键在于合群能力。君子具有卓越的合群能力，有能力将尽可能多的离散的个体组织成为共同体，至少君子本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相反，小人则缺乏合群能力，甚至缺乏这种意愿，只呈现为较为纯粹的私人身份。因此，君子和小人之别就是个体的公共意识、公共生活自觉或者说公民程度之别，就是积极公民与私人之别。
君子和小人之所以形成公共意识的重大差别，根源在于《论语·里仁篇》所说：“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小人”就是作为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预设之“理性经济人”，其行动的唯一驱动力量是个体的、看得见的和物质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清楚地指出，理性经济人必陷入“囚徒困境”而不能合作。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表明，理性经济人必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④而无法集体行动，无力生产和分配每个人都迫切需要的公共品。同时，理性经济人也会面临“搭便车”难题，而无法完成必要的制度变迁(诺思，1994)。总之，理性经济人——也即小人——缺乏公共意识，不能组织共同体，也不能维系公共生活。这样的小人很难发挥公民之用，他就是私人，并不参与创造和维持规则和程序，而是公共品的纯粹消费者。
君子则与此不同。“君子喻于义”，因此可以同时解决上述三个难题。因为“喻于义”，君子因此具有德行和治理技艺，德行可以克服“囚徒困境”。君子愿意付出，投入宝贵的精力，运用自己的道德权威和各种资源组织普通民众。君子具有发起组织、提供公共品的知识和技艺，比如，联合、说服、动员和引导其他人的技艺，还设计各种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以身作则，节制那些“喻于利”的普通人的“理性经济人”倾向，让他们投入共同的公共品生产活动中，从而维持局部的社会秩序，可以带领人们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数君子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并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合作，维持了社会整体秩序。
同时，君子也可解决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问题。君子“见义”勇为，并不计较自己的行动是否能够获得足够收益，君子甚至可以杀身成仁，以此克服“搭便车”难题。
概言之，君子超越了“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其视野能够超出私人生活的狭窄范围，具有公共精神。他关心公共事务，组织和参与公共生活，并追求公共之善。
因此，孔子的历史意义在于，在古典公民群体溃散之后的平民化社会中，通过学养成新兴君子。他们从平铺的、散漫的和私人的大海中凸显出来，是平民化社会中的积极公民。他们发起和组织公共生活，并为此建立了共同体作为公共生活的制度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