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根据国情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和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具有多元化特点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以上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起来的直接原因，也讲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作中有经验教训。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要尊重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之所以提出统一战线是我们的“法宝”，之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强调要通过对话和协商，“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就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包括人民内部也有各个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立的阶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在健全选举民主的同时，发展协商民主，从根本上说就是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发展要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要反映社会结构中不同的利益群体既爱国爱党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这一特点。
再次，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特点，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协商民主，能够创造出人民政协这样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还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特点有关。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处理政事包括在权力授受时，实行的是与古希腊民主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在《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记载，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开会，这些会议实际上是酋长会议。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经酋长会议，由尧、舜这样的部落领袖与酋长们协商决定，实行的是协商民主而非选举（票决）民主。在中国古代经典中也有“选”字，比如“选贤与能”，但这个“选”不是选举之“选”，而是推选之“选”。舜被推选为部落领袖，就是尧在“四岳”会议上经与酋长们协商推选出来的，这在《尚书·尧典》中有具体的记载。古人把这种选拔领导人的方式称为“禅让”。所以，“选”在中国有选举与推选之别。在英文中，相对应的就是Election和Selection两个词。选举的方式是票决，推选的方式是协商。这两种方式都是民主的方式，但又不一样。中国这种协商民主的传统在夏禹之后逐步转变为专制主义的方式方法，虽然“协商”在一定范围内仍长期发挥作用，但离开了“民主”的“协商”并非我们所讲的协商民主。由于中国有过后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式的协商民主传统，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相对于竞争性的民主形式，中国人更习惯于比较和谐的协商民主形式。所以，协商民主在中国不仅与现实社会的实际相适应，还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
最后，国外近年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也促使我们重视自己在协商民主方面取得的经验。尽管我们在民主实践中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经验，但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经验缺乏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基于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社会对民主需求的增强，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了在中国怎样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一重大课题。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是我国民主政治研究最多、民主建设发展最快的一段历史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的研究，80年代中期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和党政关系的研究，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政党制度研究和两种民主形式的提出，90年代中期关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研究，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关于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包括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研究，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协商民主的研究，等等，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民主政治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取得的成果。在这个研究和探索过程中，国外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成果进入我们的视野。2001年，哈贝马斯访华时作的演讲《民主的三种范式》把“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介绍给国内。2003年，俞可平的《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一文介绍了协商民主理论。2004年，陈家刚的《协商民主》译文集进一步介绍了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同年，浙江大学在杭州召开的“协商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其取得的成果，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研究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开始把“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参照物来研究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及其经验。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就是从这样的参照中借鉴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