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本人在不同时期对快和慢有过不同的论述，但综合他的全部思想，“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会见赞比亚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时说：“现在我们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4]]邓小平把“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上升到“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领导人时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65]]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对待发展速度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速度问题的深刻把握，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较为深入的研讨。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急于想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追求较高的发展速度，成为那个时期人们思维的主流。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66]]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新的计划，随着我国经济情况的逐步改善，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发展速度会比较快。1978年7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关心最多的还是科学和教育，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67]]1978年10月26日访日期间，应日本记者之请谈乘坐新干线的感受时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68]]无论是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客观上要求，还是从领导者“主要的兴趣”的焦点所在，或是到“合适坐这样的车”的感慨，确实充分表达出中国人民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那样一份真情实感，反映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
由于当时的头脑发热，为了加快发展速度，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洋跃进”计划，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也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对此，中央决定进行调整。“所谓调整，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得好些，相互比例关系更恰当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比较快地前进。”[[69]]邓小平对此总结说，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必须要稳。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1988年10月5日会见肯尼亚领导人时指出：“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既要大胆，坚持现行的方针和政策，又要步伐稳妥。要求过急，往往是犯大错的根源。”[[70]]不能一味追求发展速度，欲速则不达，速度太快不利于均衡发展，更不利于持续发展，这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总的来说，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道路。只要符合实际情况，经济社会发展就可以快一些。
如何对待“稳”，也是邓小平反复思考的问题。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90年代初，我们有过多次经济调整或整顿，也出现过一些波折，要求稳步发展的呼声时隐时现。1990年3月3日在住地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71]]1991年8月20日同江泽民等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72]]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73]]“发展才是硬道理”自此成为时代的心声，“发展”也成为推动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引擎。
晚年的邓小平念念不忘并长期萦绕心怀的，还是加快发展。1994年2月19日视察上海时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74]]途经南京时说：“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还指出：“你们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75]]
（三）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邓小平一直关心的问题。早在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说过：“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不好，很可能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76]]他后来还说：“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只知道种粮食、搞副业是不够的。”[[77]]1983年2月邓小平在江苏省调研，当听到苏州已有不少社、队人均超过了800美元的汇报后，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78]]1985年11月24日同薄一波谈话时说：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是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不承认不对。这几年所采取的各项办法是对头的”。农业的发展“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不能说总的形势不好，如果不采取这一套政策办法，试问农村出路何在？”[[79]]在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脑子里思考的是“采用什么方法”、“走什么路子”和“农村出路何在”这样一些事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基本问题。
在一个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坚持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1979年6月6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客人时指出：“中国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多，劳动力多。在很长一个阶段，可能是用人少的现代化企业和用人多的包括手工业和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80]]1980年4月2日同胡耀邦谈话时指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81]]1980年5月12日会见英国客人时指出：“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82]]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放农业生产力之路，也是解放农民劳动、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之路。
农业机械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农村发展离不开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早在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与胡乔木等谈话时就指出：“把农业发展起来，需要很多方面配合。现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总以为只要有了农业机械化就行了。其实，搞现代化农业，需要各方面的配合”。邓小平列举了交通运输、化学工业、电力水利事业，畜牧业及随着农产品增加以后的现代化加工工业等，都要配合，还要有科学方面的生物学、气象学、土壤学和遗传学的发展等。“总之，农业要工业化才行。我们现在有些搞农业的人，实际上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农业，不知道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搞现代化农业。”[[83]]1978年9月17日视察东北时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84]]可见，农业工业化道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牵涉到许多行业、需要很多方面配合才能逐步实现。
实现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要走发展乡镇企业这条路子。1985年11月19日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客人时指出：“农村改革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兴起和发展了，才能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否则农村人口都要往大城市跑。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85]]1987年3月27日会见喀麦隆客人时说：“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86]]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领导人时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87]]乡镇企业不仅容纳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才说乡镇企业之路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放农民的希望之所在。
“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关于中国三农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是经过较长一个时期的发展，农业最终走上集体化和集约化发展的方向。1992年1月27日视察珠海时指出：“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不过，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不要搞运动，他们实际上会朝这个方向走，集体化也是社会主义。”[[88]]1992年7月23日24日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提出了“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的重要思想，进一步阐发了“两个飞跃”观点。邓小平指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89]]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思想，是一个事关中国三农发展的大课题，也是今后农村发展的可能方向，需要我们进一步步入思考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