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尽管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尽管受到了西方霸权主义的制裁，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挺过来了。所以能挺过来，关键是我们有十多年的发展做后盾。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74]“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个“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击退了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严重干扰，继续解放思想，放下了各种包袱，重又昂首前行了。
在总结我国几十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时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他认为，要恢复过去好的传统，消除十年动乱的消极影响，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把经济建设搞好，使国家逐步好起来，人民生活逐步改善。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客人时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5]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987年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6]总结历史经验，生产力是否发展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搞好经济建设是“最根本的一条”，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这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丰富内涵的多重阐释，这就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发生了动荡和风波，而且在经济上也发生了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这件事引起邓小平同志的高度关注。1990年3月3日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他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还指出：“总之，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77]邓小平把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看成一个“大问题”，是使人“真正睡不着觉的”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关键”。总结发展经验，说“实现第二个翻番”,离不开发展，人民要“有饭吃、有衣穿”，离不开发展，“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更离不开发展。这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地位作用的深刻揭示，这就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那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过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成为邓小平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1992年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地向全党发出呼吁。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阐发了台阶式发展、加速发展的深邃思想。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78]他还分析说，不仅国内经验支撑台阶式发展，而且国际上也有许多先例，我们可以借鉴。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发展条件后总结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79]这年年底，邓小平到南方休息时，又进一步指出：“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80]能不能加快发展，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事情，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他毕生的追求。总结国内外经验，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手头的东西”，隔几年经济要“上个台阶”，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了，中国的腰杆子就硬了，就能够立于主动了。这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历史意义的全面分析，这就是硬道理，硬就在硬在这里。
(四)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
邓小平来自群众，尊重群众，扎根人民，热爱人民，他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群众是否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作为总结经验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立场。1987年9月4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81] 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一条，是看人民群众的反映。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讲：“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82]坚持人民群众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人民标准着重地提了出来，并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1983年1月12日与胡耀邦等谈话时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83]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客人时说：“人民群众也会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人民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正确与错误”[84]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有了错误就总结经验，跟人民讲清楚，取得人民的支持，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时说:“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85]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邓小平总结这些基本经验提出来的。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6]自此，这个标准，成为检验解放生产力的标杆，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量尺，成为衡量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改革开放中，由于没有经验，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各项具体政策也会随之有些调整，但只要人民高兴，党和政府就有信心，信心来自人民的支持和力量。1983年6月18日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87]在处理1986年底的学潮过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受到国内外一些人的猜疑和曲解，对中国改革能否继续下去心存疑虑。针对此，1987年4月12日，邓小平会见冈比亚总统乌达·凯拉巴·贾瓦拉时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中国后退了，要改变政策了，这是乱猜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既然我们八年里搞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人民不会赞成，违背人民意志的事，绝对不会成功。”[88]对中国政策是否会改变，邓小平给人们开出了一剂药方：关键是看人民是否高兴、是否赞成。过去人民吃不饱，穿不上，老百姓不高兴，这样的路子必须得改变。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好起来了，人民满意了，政策为什么要变呢？
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都非常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他强调，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要尊重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注意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6年11月9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89]他认为，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1987年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谈到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时指出：“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90]把权力下放给基层，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既是最大的民主，也是推动我国改革发展、人民生活上台阶的重要经验。晚年的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要发挥群众的力量、群众的作用。1994年2月19日途经南京时还谆谆教导江苏省的领导们：“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这段话，查中央权威部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可能是邓小平全部理论活动中的最后思考和最终嘱托。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他生命旅途最后的所思所想，值得我们后人深思、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