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问题，因此，往往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虽然大多数研究没有产生明确的结论，但这可能是分权运动的一大好处。研究人员已经做了定量分析———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和其他数据———并得出结论，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和权力下放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然而，其他研究人员做了类似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尽管如此，关于权力下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世界上某一地区越富裕，重要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就越依赖于地方政府。事实上，如果我们根据富裕程度对各国分组观察，我们会注意到，各国对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用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和在各级地方政府工作的公职雇员所占的比例可以表现出来。这方面的差异是惊人的，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支出和公共就业的数据在富裕国家达到40%到60%，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仅达到10%。因此，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和日本是在各级地方政府中拥有公共支出和公共部门雇员比例很大的国家，这一现象也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次高的东亚国家(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如果我们再观察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一些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各级地方政府支出和地方政府雇员比例为20%。而非洲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地方政府雇员和各级地方政府支出比例为10%。相比之下，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公共雇员和公共支出比例为50%到60%。
中国是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们看到中国为地方政府放权和下放经济资源做出的努力。取得的结果是，中国现有80%的国有工业事实上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的开发和支持加之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这些工业的经济发展实力得到提升。因此，尽管因素复杂，中国过去30年政府分权特别体现在民主发展方面，还是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6］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比较简单，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支持和维持它的地方政府能力。一个有效的私营经济部门的重要前提必然是一个有效的公共部门，公共部门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最关键的资源，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活动。基础设施需求包括充足的交通设施、水电、称职的员工和一个支持性的法律框架，此外，还需要重要的地方权力和自治能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足够的财政资源等。
三、构建民主的地方治理的八个建议
在许多国家，努力建立和加强民主的地方治理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就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的理论产生，最重要的经验启示如下：
1.问责制和透明度对于公民的信心至关重要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政府是负责任的和透明的。在地方层面尤其如此，满足公民需求并以开放的态度允许公民的参与直接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心。要让公民有效参与政府，他们必须既能够理解这一点又对此有足够信心。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地方政府还是相对较新的机构，仍有机会对问责制和透明度设置新的更高的标准，这样做有助于扭转公民对政府机构日益增长的失望。
2.公民权利是有效的地方治理的先决条件地方治理的一大优点就是能与所辖地区的公民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实际上经常是极少数人能够有效参与或真正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社区内的穷人和边缘化的群体往往无法有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这种情况从长远来看将会削弱地方政府的效力。因此关键在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政府，包括赋予公民权利———特别是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了解参与地方治理的机会和责任至关重要。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不采取这样的举措将会产生民间骚乱、政府异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导致巨大公共成本的浪费。
3.认识到充足和有保障的财政基础的中心地位许多情况下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地方政府只有有限的财政提高能力———因此他们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补助。附加在地方政府的新要求越来越多，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中央政府通过常规的基金或特定的拨款提供资金。这种依赖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地方政府提供公民所需服务的能力，也限制了它在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权威和提高财政收入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征收税费，还是利用合理的债务，对加强地方政府建设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财政收入是提供有效且适当的公共服务的先决条件，也因为财政收入的提高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对其行为负责。向公民征税的公职人员都会走向竞选，无论公私时间他们都更可能对选民和自身行为负责。不具独立性但负有职责的政府官员将继续依赖征税，因此，他们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或将重要的执政权责拱手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