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仍可见这个新国家创始人的智慧，甚至在240年后，一项调查也显示美国公民对其地方政府的信任也远高于他们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尽管美国的联邦中央制度占据中心地位，但是分权的结果和意义仍然是解决这个大国诸多管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当然，分权的相关效果和好处至少部分依赖于它所处的环境，美国历史上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虽然分权治理体系的结果成为美国取得非凡繁荣的显著手段这一事实能够获得强有力的论证，但是一些最糟糕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国家，例如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几十年来一直在因为分权使州和地方政府能够立法允许这样的行为。显然，在政府的任何方面，无论结构还是机构，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内置在相关的体制框架的有实际意义的问责，就可能存在坏的甚至邪恶的行为。
可以说，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可能在强调分权方面有些过多，这既体现在政府机构上也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例如，因为美国有这样一个分散的体系，它往往会导致少数人容易阻止政府行为或促成重要领域的政府活动和政策。［5］如果看一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对古巴的国家政策，可以得到一个经典的例子。过去50年中，美国一直希望利用封锁和贸易禁运的方式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策略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分权，它使一个由具有高度积极性的人们组成的相对较小的群体获得了某个政策领域的控制权，特别是当它是大多数美国公民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也许过于强调分权的另一个例子是在观察政党制度方面。通常认为美国有两个主要政党，然而，在真正意义上并非如此，事实上，美国有102个主要政党，这是因为美国有在它们各自的边界内通过制定规则来组织政党和进行选举的50个州。因此，除了两大全国性政党与它们的规则和程序，还有50组单独的规则(和经常相当不同的政治优先事项)厘定每个州的民主党和每个州的共和党的组织和运作。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之下，一个地区的政党在某一特定问题上会反对它的全国性政党，并且这一地区政党组织总是以胜利告终。这都归结于这样一个原因：政治权力高度分散在美国各地政府的政治制度。
分权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非常重要的议题［6］，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和中央集权的经济系统都普遍失效，从苏联的解体尤其能够看出这一点。在苏联衰落以前，分权为重塑拉丁美洲提供了助力。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受到高度集权的管辖，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在军事还是民事方面都表现为高度集中的独裁统治。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许多独裁政权受自身经济效率低下和专制的影响开始崩溃［7］，这引起了某些国家和国际社会对中央集权政府越来越多的反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特别重要的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在该领域中开始积极促进和鼓励分权。
此外，分权运动还来源于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古希腊到意大利城邦，地方治理社区显示了良好的生活和显著的经济发展。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论述了关于瑞士各州在瑞士的分权制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和对民主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8］英国政治评论员阿克顿勋爵强调政府分权的重要理由时指出：“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直是支持分权和鼓励政治权力分散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事实上，它的核心是能够使许多国家和各种国际组织，将鼓励分权和推进地方政府的发展作为分散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正是政治权力的分散及其为民间社会的出现提供的机会，过去40年间世界各地普遍加强了分权运动，这项运动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例如，大约40年前，世界上最大的45 个国家只有不到10个选举出了地方政府官员，时至今日，45个国家几乎全都实施了这项举措。30年前拉丁美洲只有3个国家政府选举了地方政府官员，而今，除了古巴外的所有国家都开展了这项活动。同样，许多不久前还没有地方政府的国家也开启了选举地方政府的行动。［9］尽管如此，仍有部分国家对分权和地方政府运动并未有积极响应，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和中亚地区。这些地区虽然采取了一些分权的举措，但并没有像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那样显著［3］，并且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分权和民主化努力的下滑。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那就是俄罗斯。［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