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后”的童年精神空间常被父母占据，“70后”开始进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小世界
当昔日那个叫菊子的小女孩站在你面前时，你发现身高1米8的她已经是老太太了。她已经不再是依偎在父母——著名导演凌子风和电影演员石联星——身旁的小丫头，也不再是北京女排的主力选手。如今，凌丽住在一间只有35平方米的公租房里，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
只有回忆起童年，这位66岁的老人才会神采飞扬。她的嗓音开始提高，手不自觉地挥舞，激动得即便坐在空调房间里也是满头大汗。
虽然，她所谈起的儿时记忆，和人们惯常提及的童年无关。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玩具，说不清有没有和父母一起逛过公园，却能说出新中国成立时，母亲在电影《赵一曼》中饰演女主角，父亲正在拍《中华儿女》。
她用“天边那颗最亮的星”来形容母亲，把父亲送给她的贝多芬头像放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我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凌丽坚持说。在长达121页的回忆录《爸爸背后的菊子》中，她用四分之一的笔墨写父母的故事。
但事实上，她和明星父母的交流并不多。甚至凌丽这个大名，都是她自己在即将上小学时，根据外国电影里一个名叫华西丽莎的公主起的。
小学二年级时，凌丽接到爸爸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多年后，这个女儿回忆说，她捧着信放在胸口的时候，“觉得热乎乎的，就好像靠在爸爸身上一样”。后来几个月，她把这封信白天放在胸口，晚上拿出来一边看一边偷偷地哭。
这似乎是一代儿童的时代烙印。1957年出生于北京的刘俍，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将。在《国防绿的小时候》这本书中，他回忆了被周总理抱过、在北戴河见到刘伯承、和王朔一起在澡堂里嬉戏的故事。
对此，保冬妮评论说：“那一代的孩子，很少有自己童年的记忆，他们的记忆全是革命的记忆，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我们才可以找到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与父母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父母在他们心目中占有巨大的精神空间。”
有趣的是，当时间推至1970年代以后，这种被大时代裹挟的童年记忆消失了。和菊子一样，如今36岁的卢悦也是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生活。由于父母两地分居，他把爸爸当成客人。
“我很喜欢这个客人，家里都像过年一样，客人会带来很多好吃的。”时至今日，一听到熟悉的《马赛曲》，他就能想起听着爸爸最爱的古典音乐，骑着小马扎像战士一样冲锋的情景。
不同于菊子姐姐，卢悦并没有“一生都站在父母的背后，用整个一生来仰望他们”。这位心理咨询师的光阴故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无忧无虑。他的笔下，老师对学生的态度绝对靠分数来决定，他们不再是前辈们记忆里的灵魂工程师，而是一个个会骂学生笨蛋、也会“用死鱼眼狠狠剜学生”的普通人。
“丛林原则已经成为描述的主要情节，男孩子间的争斗充满猎杀之气，有时甚至让人吃惊。”保冬妮分析道，“他们的小时候正赶上了时代的改革和动荡，他们不再被口号教诲，而是被分数教育。竞争和争夺成了小孩儿世界的目标。”
她尤其难忘卢悦在书中提到的一个幻想家园。就像童话《潘神的迷宫》中那个无助的小女孩，小悦悦把北京大学附近一个废弃的仓库幻想成一方乐土。
他总会想，如果有一天变成了乞丐，就要藏在这里，从家里拿很多被子，然后暖暖和和地待在这里。他还会给这个仓库编故事——从清朝大臣的房产到日本人的住宅，这里堆积了很多旧家具，这些东西可以让一个有着福尔摩斯头脑的历史学家，考证出一番神秘来。
但事实上，这只是个破旧不堪的仓库，棕黑色的木制屋檐刺向天空，甚至门锁也积满灰尘。
这种从“大时代”到“小自我”的变换，也让保冬妮很是感慨。“当社会发展趋于稳定，儿童的回忆可能更趋向于本真和自我。”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而在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代，成人都会身不由己，更何况是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