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后”章咏（左下一）在北平博艺小学读书时与同学合影
“40后”凌丽
“50后”刘俍
“60后”保红漫
“70后”卢悦
“80后”左月
“90后”李唐
在教科书中，张作霖是杀害革命先驱的军阀；在评书大师单田芳看来，这位“东北王”可谓乱世枭雄；不过，在张学良弟弟的同学眼中，“张大帅”是个严厉的父亲。
这个当时只有五六岁的小男孩，到张家吃饭时，奇怪地发现饭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但孩子们只能吃一碗米饭，上面盖着一层芹菜肉丝。
“他们家的规矩就是这样，让孩子从小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如今95岁高龄的郄义回忆。
对今天许多人来说，无论是最新上映的大片还是黑白时代的经典，看部电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在一个9岁男孩的印象中，看电影如同一场战斗。
“文革”当中，绝大多数电影成了“毒草”不能公开放映，只能以反面教材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播放。为了看到这些“批判电影”，来自部队大院的刘俍和小伙伴们想尽办法：像《地道战》中的情节那样，顺着暖气道、顶开窨井盖、通过化妆室溜进放映礼堂；或者根据《侦察兵技术训练》里的知识，用“搭人梯”的方法，透过窗户缝隙往里瞅。
“对于同一个时代，儿童和成人的视角会很不同。你可能会觉得儿童的眼光幼稚、简单和可笑，但另一方面，儿童可能不会带有阶级立场，也不会有刻板印象，因而可能更真实、更亲切。”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总结道。
这个北京作家挑选了9位作者，依次从上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出生，请每人写自己童年的故事，集结了一套题为“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的丛书。
学者周国平发现，如果把这9本回忆连贯地读下来，是同一个北京从北洋、抗战、新中国成立初直到“文革”和改革开放近百年变迁的轨迹。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周国平认为这种用童年记忆呈现时代变迁的尝试，为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
在“10后”眼中张作霖像个掌柜老头，“50后”发现有人挨批斗还能坦然面对
就像一场穿越时空的舞台剧，这部儿童视角的历史从近100年前开演。
“开场白”由出生于1919年的郄义讲述。在他生活的年代，从北京城去西山还要骑毛驴，照顾富家少爷的保姆叫做奶娘。作为张作霖副官之子，郄义可谓见多识广。
在还是小宝宝的时候，他就接触过清朝贵族后裔、拜见过九世班禅活佛。在孩子的眼中，九世班禅是一个面色褐黑的老人，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在他的头顶上一按。
“我猛然感到，那是一只多么有力的手啊！”郄义回忆说。
相比之下，张作霖是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儿。在中南海的殿内，他身穿藏蓝色缎子长袍、头戴黑绸瓜皮小帽，好像商店柜台后面的大掌柜。当所有人都起身迎接，他不慌不忙地踱到一个古式软榻上坐下，上面摆着吸鸦片的烟具。母亲拉过郄义去磕头，小朋友还心想：戏台上见皇帝才下跪喊万岁，他又不是皇上，凭什么……
但另一方面，这位爱摆架子的大人物，在教育孩子方面处事公正。郄义和他的儿子张学诗（后改名张学思）即张学良的四弟是小学同学。班主任对大帅之子很照顾，张学诗在学校里惯于调皮捣蛋，郄义就受过他的欺负。
后来，校长更换了极其严厉的老师。新班主任毫不留情，用荆条制成的教鞭抽张学诗的后背，还打出了血印子。
事情闹开后，张学诗的三哥带着一群卫兵冲进学校。张作霖知道了此事，把兄弟俩责罚一顿，并命令他们去向老师赔礼道歉，还坚持让那位老师继续当班主任。
“现在谁能想象，一个大人物会这样严于律己？”郄义感叹说，“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个叫张作霖的人一生做了些什么事。”
“长大后”——这是不少人提及儿时记忆最常用的表述。对于“50后”刘俍来说，说出这句话不仅仅是感叹。
在《国防绿的小时候》一书中，他回忆了1966年围观批斗会的经历。批斗对象是著名的“胡子将军”孙毅。当时，昔日的老红军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带着高帽子，手里敲着锣，在围观中游街。人群走得非常慢，人们高呼当时最流行的革命口号，每喊一句，孙毅就敲一下锣，跟着重复。
刘俍发现，每当喊起“打倒反党分子孙毅”时，孙毅自己小声喊的却是“打倒老孙”。不仅如此，他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像老顽童般偷偷向身边的小孩眨眼睛。
等到批斗会结束，这位生性幽默的将军依然带着高帽子，悠闲地迈着四方步回家。面对大院里的小朋友，他还踩着锣鼓的节奏，把头摇来摇去，让高帽上的穗子甩动起来，向不同方向做圆周动作，引得孩子们爆发出一阵阵大笑。
“那是老一辈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多年后，长大成人的刘俍说，“那种面对政治风浪，还能保持从容淡定的姿态让我很难忘。”
在周国平看来，正是通过儿童好奇的眼睛，才能“见成人所不见，在平淡中见有趣，在平凡中见真理”。
保冬妮认为，这种来自孩子的声音和记录，长期以来被史学界漠视。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她说：“最近的这百年，是叫我们惊异的时代，可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社会乃至地貌景观的变迁。也许近代史能记录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作为经历这百年历史的孩子，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声音和文字呢？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过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这也是她策划“中国百年个体童年史”丛书的缘起。她认为，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发展历程，也能够描绘出这百年来中国的历史风景。这也是她把作者人群固定在北京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