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年代的“90后”回忆平淡无趣，战乱年代的“20后”童年跌宕起伏
起初，保冬妮邀请了一位著名哲学家的重孙女来写1990年以后的童年记忆。在她看来，这个女生出身书香门第，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是个理想的人选。
但初稿发来后，她发现“根本无法用”：“写的不是心里想的，而是老师要的。类似我如何学习、我如何练钢琴……就像没有任何灵气的木偶，没有一丝真情实感。”
保冬妮了解到，“她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妈妈每天带着她从放学的校门到补习班的大门”。
最终，21岁的李唐替代了这个女孩。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唐还在高中时，就荣获了台湾的一项诗歌大奖。这个自称“穿越时空的少年”目睹了通讯工具从传呼机到大哥大再到智能手机的转变，还经历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9·11”和北京奥运会。
不过，这些重大事件在李唐笔下的记忆里只有短短的500字。反而，他认为“要说在童年我每天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动画片时间”。
他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甩到床上，迅速找到电视的遥控器，坐到沙发里，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电视——整套动作绝对不到5秒钟。
这也让保冬妮很是感慨。她指出，这段距离我们最近的童年记忆，没有跌宕的故事，也缺少时代的激情，这是商品经济时代儿童视野里的真实记录。他们感受的只是微个体的小回忆，他们关注家庭中的细小变化，却很难在大时代与大社会的事件与变化中找到自己的足迹。
“这可能是物质年代儿童的特点吧。”保冬妮有些无奈地说。
相反，距离最远的童年之一——来自88岁的章咏所著的《民国女孩淑英子》，就像林语堂笔下的《京华烟云》那样跌宕起伏。
章咏是保冬妮的妈妈，小名叫淑英子。不过，选她来代表“20后”，并不因为她是策划者的母亲。仅仅从履历上看，这位老人就有太多故事值得回忆。她16岁就参加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21岁到解放区的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读书，解放后到刚刚成立的中国少年报社当记者。她参加过抗美援朝，也采访过彭德怀，还下放过“五七干校”。
在她看来，自己之所以从小资产阶级转变为革命者，与童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1926年年底她刚一出生，奶奶就说：“这丫头命不好，她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家日子多红火啊，她一出生，咱们的日子怎么就往下走了呀！”
淑英子幼时家境优越，据说当时全城只有4辆小轿车，她家就有一辆。民国临时大总统曹锟的五姨太和她是邻居，被她描绘成浓眉修长、眼睛水灵、一头秀发的美女。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来她家做客，她记得对方爱吃鸡蛋牛奶冰淇淋，“没有任何架子”。
事实似乎在验证奶奶的预言：等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仅是淑英子这样的富裕人家，几乎整个北平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直线下降。
章家不得不当掉皮袍子、丝绸衣服和金银首饰等。即便如此，每逢新年，孩子们连件新衣服也穿不上。大年三十的晚上，淑英子的爸爸就全副武装——暖和的棉袍子、线绒抹虎帽、只露出个眼睛——为了躲债，他直到半夜才哆哆嗦嗦地回家。
章家就这样由穷变富，又由富而衰——19世纪末，这户灾年流落到通州的殷实人家落魄成难民，在章咏的奶奶、一个寡妇的带领下慢慢崛起，殷实的生活让6个儿女过得衣食无忧，但是随着日本人占领北平，一切都在风云变幻中坍塌了。
“我们总在历史课本上看到民国初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保冬妮说，“但通过淑英子一个孩子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这‘短暂的春天’中，一幕幕鲜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