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与科学发展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民生建设是什么关系？
答：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目前最显性的体现是大大小小的家长制和权力腐败的蔓延及社会化态势。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严重损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执政党的公信力，削弱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群众基础，更深层的政治危机是会严重威胁甚至葬送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果。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时所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④这段话与邓小平1986年讲过的话几乎相同。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和制度创新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它巩固下来，而政治体制不断调整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这种被动的适应过程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种变是不动声息的自然的变，大有道法自然的妙处，既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至于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可怕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对权利保障和参与诉求提出制度变革和相适应的要求，政治体制还顽固地不肯变革甚至与实践需要相对立，这种状况发生就是很可怕的。所谓政治危机，实质就是政治体制完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权利保障和参与诉求的需要，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桎梏，那时离社会动荡和革命就不远了。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纠错甚至自我革命的能力和内在机制，不至于使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发展之间存在那样不和谐的状态。
从我调研的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只要比较好地解决下述三个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不会偏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而且还会持续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会加快，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定然会创造政治发展的奇迹，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加优越的政治文明。这三个问题是：满足民权的需要，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实现有效执政，满足可持续发展和民权需要的问题；坚决依法治官，遏制并解决腐败的蔓延和社会化问题。
民权的需要既包括民生权的需要又包括民主权的需要。所谓民生权，就是保障老百姓民生所需的一般性的公共需求的权利。这些权利大致包括：住房权、上学权、治病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就业和收入保障权、财产保障权、贫困救济权、养老权、环保权、治安权等。有了这些权利的保障，老百姓的生存就有了基本的依托。所谓民主权，就是老百姓实现当家作主的一般性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对公共事务和公共需求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结社权，对村社、社团和专业化合作组织的自治权以及相应的选任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等，对执政党和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任权、监督权、问责权和罢免权等。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本性质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总目标。人民当家作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切切实实地落实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各项民生权和民主权。其中民生权的保障尤为基础。老百姓连起码的民生权都得不到保障，还谈什么当家作主？因而，实现和保障老百姓的民生权是目前执政党和政府最为切要解决的问题。在大力满足民生需要的同时，要逐步满足老百姓对民主权的关切。比如我在基层调研时，问基层民众，你们认为什么是民主？大多数老百姓都回答："大家的事、公家的事你得让我知道"(知情权)；"当领导的要把我们的要求当回事"(民生权)；"我们有话要让我们说"(表达权)。这三项权利老百姓是普遍看重的。因此，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和民意表达制度，保障民生最现实的需要是执政党和政府最应该关切和必须切实做好的事。满足了老百姓这些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平衡因市场机制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人民群众就会拥护你这个执政党和你这个政府。
是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是分权还是集权，这些问题并不从根本上决定这个国家政体的阶级性质，但决定这个国家权力配置的效率。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证明，无论实行什么类型的执政制度，无论是分权还是集权，实现政府的有效性对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极大。一个有效政府能够做到为社会建立基本的法制基础，保持非扭曲的政策环境和宏观经济稳定，投资于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护承受力差的弱势阶层和生态环境。⑤最为根本的就是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对于中国来说，政府的有效性决定于党的执政的有效性。党的执政的有效性核心要满足三个需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民生的公共需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保障"。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权需要的满足，是党能否实现"有效执政"的最根本体现。这也就是党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的核心要义。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老百姓过上更加优越和更有尊严的生活。
要实现"有效执政"必须搞好党的执政建设。党的执政建设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它包含两大政治关系：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和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的执政建设不仅要把国家政权组织的功能行为纳入到执政党建设的视野，因为无论政府和人大以及司法机关的行为都体现了执政党的意志和执政能力，而且要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自治等社会组织的功能行为也要纳入到执政党建设的视野，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独特性质和执政性质决定了它不仅要领导国家政权、履行好法定的国家政权职能，还要能够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在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自治等社会建设领域以及市场经济领域发挥应有的核心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和基层提供的一般经验来看，实现党的"有效执政"关键要解决好"依法治官"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什么最重要，是以宪法为总规范的制度建设最重要，还是通过民主和科学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当权者"执政为民"的问题最重要？制度本身是平面的静态的，制度的运作才能产生效用。谁来运作制度，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党的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各级官员最为重要。一种制度能够发挥多大的制度效用，不完全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更为重要的取决于制度的运作者的立场选择和负责精神。因此，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制度的效用问题取决于执政者自身的党性和对人民的负责精神。经验证明，同样在一种制度和政策框架下，为什么有的地方发展卓越，有的地方变化不大、甚至发生倒退，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地的领导者或执政者的素质和做官品格的差别。那些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领导者，那些想方设法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领导者，那些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以民主和法治实现执政方式转型的领导者，一定能把当地的现代化事业搞得蒸蒸日上。反之，有四种人的地方：乡愿者、南郭先生、偏执者和腐败者，那个地方党的事业和老百姓就会遭殃。所谓乡愿者，指随大流、做好好先生、八面玲珑、施小惠于人、随和各种不健康的思潮和言行，以取悦于众为行事之能；所谓南郭先生，指不学无术、业无专攻、缺乏责任无担当不作为混饭吃，以奉迎上意讨领导喜欢为能；所谓偏执者，指行事只执两端而不懂海纳百川和阴阳变化、线性思维固守教条、食洋不化或本本主义，以所谓的"执一"和演绎教条为能。所谓腐败者，指权钱交易、以公共资源为交换谋取私利和社会资本、化公为私，以实现私利和升官最大化为能。解决这四种人的问题，使贤者当其位，人类政治建设的经验主要给我们提供四个字："民主法治"。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党，依法治党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必须借助民主法治。以民主监督制度和科学监管制度解决治官的问题。并且首先取决于目前当权者的决心、勇气和牺牲精神。"依法治官"就是当权者的自我革命。这个关能不能过？是对共产党信仰和能力的最严峻考验。但这个关必须过。过不了这个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和有效执政，都难于有根本性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