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为什么说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
马福云：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这是由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基层社会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和居民自治的联结点。基层社会是个熟人、半熟人社会，政府的政策、法规，社会的道德、风俗，人们的心理、情感等因素都在发挥作用，而政府与社区、规范与情感、组织与个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杂糅在一起，表现出多元、杂合的特征。基层治理搞好了，政府、社会和民众协同互动就具备了扎实的根基。
其次，基层社会治理覆盖整体社会治理事务的各个侧面，是全覆盖式治理，除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之外，基层社会治理几乎覆盖整体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涉及政府管理和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社会的单元细胞，基层社会治理的状况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状况，只有基层社会治理取得成效，整个国家或社会治理就具备了深厚的基础。
第三，基层社会治理直接和普通民众打交道，在落实政策时需直接面对民众诉求，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问题，处理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事务，例如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综合治理、矛盾纠纷调解等。这就需要协调上级政策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兼顾民众诉求和利益。基层社会治理是引发矛盾冲突问题的源头，只有从基层入手才能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社会问题，奠定源头治理的基石。
总之，基层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和民众联结的基点，是社会治理的单元和细胞，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源头、社会稳定的根基。因此，只有搞好基层社会治理，整体社会治理才能奠定扎实的根基、深厚的基础和源头治理的基石。
记者：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存在什么难题?
马福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逐步走向完善的基础上，中国需要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当前，在治理模式构建中主要存在以下难题：
第一，社会治理主体间的管理责任不明，发挥作用的边界不清。在治理理念上，人们对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与职能认识存在差异，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的地位作用尚未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主体间协作及合作存在问题。在实践中，政府拥有强大资源动员能力，习惯于“包揽一切”、“亲力亲为”的工作方法;而社会组织、城乡社区、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也抱有“政府万能”的理念，习惯于“有事找政府”。
第二，政府社会治理的机构、职责及管理方式有待改善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机构的职责、编制、岗位等有待澄清落实，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及事权存在重复、交叉甚至冲突等情况，事权划分不细。社会治理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仍然集中在上级政府、集中在权势和要害部门。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习惯于经验式管理，重视批资金、上项目，搞评比达标、检查和验收等行政化管理方式。
第三，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滞后，功能发挥不佳。虽然社会组织登记程序在尝试简化，但是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的困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有的地方为规避风险，反而提出非常繁琐的设立及管理要求，出现了过度管理现象。一些官办社会组织直接承担政府职能，甚至与政府部门合署办公、无偿使用政府服务机构场所等，“行政化”色彩浓厚，“去行政化”步伐缓慢。民办社会组织受资金、管理、场所等方面的限制，发挥功能有限，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规范程度低，使得民办社会组织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民众社会需求提升，社会服务远未能满足群众要求。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民众社会需求不断升级。但是，受发展程度、政绩观等因素影响，不少地方仍然致力于发展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缓慢，多数地方政府习惯于亲自提供公共服务，服务提供方式单一化，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不够。公共服务偏重维稳，在政法、监控、信访、治安等方面大笔投入，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不足，人民群众怨言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