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治理范围：从无限治理转向有限治理
国家必须认识到，社会和经济当中有着某种自发的能够自己成长自我运转的机制，国家要做的是放手而不是插手，有些东西国家治理得越多反而越糟糕，这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是“有节度的治理”。[7]
有限治理的认识论前提是统治者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以经济为例，它只能了解经济的短期和局部，而不可能了解它的长期和总体。福柯说，它只能具有短期打算，如果哪位君主想要具有长期打算、全方位和整体化的眼光，那么这位君主只能看到一些幻象。在这个意义上，君主可以是无知的，应该是无知的，他应该卸下监管经济的总体进程的义务和职责。
无限治理就是全能国家的治理，也是管治国家的治理。福柯说，管治国家从17 世纪开始，就以一种完全明朗的态度试图建立一种君主制：它不仅管理它的臣民们，而且同样可以管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国家之间所进行的经济进程，这就是唯意志论的君主：国家必须有一位经济君主。[8]
但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必须认识到国家治理的限度。国家必须对所有的领域进行治理，但治理绝不是以国家代替那个领域自主发展的主体，更不是对生活的各个环节进行审查和控制。
密尔认为，如何处理政府权力的集中与个人的自主性（也就是政府治理与自我治理）的关系是“政治艺术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他提出了政府不能干涉人民的三种理由：第一，所要办的事，个人会比政府办得好些，政府机关也不能干涉普通的工业生产过程；第二，许多事情，个人来办也许未必如政府办得好，都是仍宜由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原因在于，政府的工作趋于到处一样化，相反，个人和自愿联合组织会做出不同的实验，得出无穷多样的经验，政府的作用在于把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再传播出去；第三，也是最有力的理由是，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
密尔生活在和托克维尔差不多的年代，他们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国家崛起之后的专制政治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弊端，他的思想也受到了托克维尔很大的影响，得出了和他一致的论断：那就是，国家的目的应该是个人的价值的实现，而如果相反地把个人作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就是颠倒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也会因此而失败。[9] 这恐怕是在现代的集权国家出现之后，国家治理要面对和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也就是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如何保持权力和权利的平衡与制约的问题。
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全能国家，这是它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重要特点，所谓的有限国家绝非国家在某些领域放弃治理，恰恰相反，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离不开国家的治理，以国家和社会分离或者小国家大社会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是早期的模式，而国家权力的扩大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有限是指国家治理的原则与方式的变革，国家的无限必须在有限中体现出来，这就是治理的辩证法。而有限国家理论的提出也是在国家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国家与社会不再是相对隔绝的、二元的结构，国家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了控制社会的全能国家，个人和社会抵抗国家权力的斗争的结果，是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各自权限的重新界定，这就迫使国家在治理方式上做出改变。
改变的原则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集体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必须保持适度的平衡，两方面都须受到对立面的约束和限制，才不至走向压垮另一方的极端，国家的强大不能以社会的软弱为代价，而过度的民众参与也可能会走向危险的无政府状态，那就是国家放弃了领导的责任，也是治理的失败。一句话，人民需要统治者的统治和治理，需要国家的集权以便生产和保障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由，而统治者也需要人民的制约，给人民自由的权利。
简单地说，从无限治理到有限治理的转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与个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解决这个始终会存在的矛盾需要高超的国家治理艺术，如柏克所说，要形成一个自由的政府，就是要把自由和限制这两种相反的因素调和到一个融贯的作品中去，需要有深思熟虑和一颗睿智、坚强而兼容并包的心灵。[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