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政策成长的新阶段
什么时候社会政策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有了与经济政策相当的地位?在社会政策成长的过程中，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我以为是2003年，标志性的事件是迎战“非典”，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以人为本”原则的确立，是在五个“统筹”(城乡统筹、地区统筹、经济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的方针下调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式，这样，社会政策才真正提高到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2003年10月，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5)
2004年1月，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虽然是一场流行性传染病，但却暴露了我国在经济连年较快增长的同时，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恐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可以用户口制度、就业分割、收入差距，筑起一道墙，人为地造成二元化的鸿沟，但是病毒的传播不论这个，而农村落后的防疫和医疗能力，迫使各地农村不得不像当年害怕鬼子进村一样，设岗放哨，对城里人实行封锁。这就不难理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谈到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时，肯定这“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当然，“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以来的革命和建设，曲曲折折，也有许多理论总结。包括需要统筹的五个大的方面，其中很多都涉及社会政策。不过，自此开始对于社会政策的理解，已经不单单是重要性了，背后的理念不同了，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不同了，而正是这些，也只有这些，才能推动社会政策成长到新的阶段。
不同的理念、对客观规律的不同认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社会政策中体会到：
2003年，从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政策到救助管理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把社会政策的理念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来，像流浪乞讨人员这样的社会底层群众，都能够由收容对象变成救助对象，而救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服务，把公共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人的尊严得到了肯定。虽然就起因来说仍属对特殊事件的被动应对，但就实质来说，这是社会政策从被动地应付矛盾向着主动地建立解决矛盾的新机制的重大转变。(6)
2003年，从旧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转变，标志着政府主动地把财政力量投放到迫切的民生问题———健康问题的解决上，扭转了合作医疗只依靠个人缴费和乏力的村级集体而屡试不爽的困局。这意味着政府不再拘泥于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制度框架，增强了在民生问题上的国家责任。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上学难、上学贵”等凸显的社会问题的压力，但毕竟表明了福利提供思路的转变。
2006年，关于和谐社会的决议正式强调民间组织特别是专业性产业组织、公益性服务组织等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标志着引致和谐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的功能性目标，一种服务于开创和谐社论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开始全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转变，是行动主体由政府与市场(个人)的二元结构转向政府、市场(个人)和社会(民间组织)的三元结构。这标志着国家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后，开始在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主动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探索一种政府与社会之间由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平等对话式合作的新型关系。
2007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城市全面推广到农村，标志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延续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重城轻乡，社会保险只在城镇内部扩大覆盖面的不平等格局，这意味着开始消除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对广大农民的歧视。
2008年，设立对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的全国哀悼日，标志着以人为本真正成为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抗震救灾这种社会救援、社会救助，承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同样珍贵的，这种救助不问出身、地位、年龄、性别、职业、贡献和政治表现，这对我们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是一个重大调整。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由管人、治人，改变为尊重人、服务人;社会政策的本质由国家权力转变为国家责任(民众的权利，民众有权要求国家尽到应尽的责任);社会政策的主体由政府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社会政策的服务对象由特殊群体(这是社会排斥的结果)转变为覆盖城乡、覆盖所有阶层的全体社会成员(这是社会融合的结果);社会政策的价值目的是满足民生的基本需要。这样一些今天看来很基本的理念和认识，如果与曾几何时那些同样被认为是很基本的理念和认识———社会政策是治人的手段、是政府独有的权力，只能照顾到一部分人，满足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比较起来，转变是何等深刻，变化是何等巨大!有了这样一些转变和变化，社会政策才能成长到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