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型期乡域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央政府适时将社会管理提升至重要的战略地位。2011 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同志强调: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 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社会的变迁特别是乡村社会心理特征的变化已经使我国乡域社会控制模式发生了相应转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传统的乡村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村落社会控制模式随着农村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其功能已逐渐弱化，传统的乡域社会控制模式正慢慢向符合乡镇实际的新的控制模式转变。 1、由外在型控制向内在型控制转变。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国家政权控制了农村的人、财、物等一切资源，农村社会呈现出“政社合一”的结构。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国家主动将延伸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收缩到乡镇，给予农村社会以一定的空间发挥自己的活力与自主性。按照村民自治制度规定，村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标，可见，国家在弱化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而强化内源性自我控制，逐步建立一种适合农村社会发展的自主性治理模式。2、由单一型控制向复合型控制转变。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政权是能够对农村实施影响和控制的唯一主体，其控制手段也主要是以单一的行政手段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控制主体由单一的国家主体向国家、组织、个人相结合的复合型主体转变。此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广大农村诞生了与农民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农民协会和中介组织，这些农村民间组织在团结农民、引导农民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控制手段方面，已由过去的单一行政手段向行政、法律、道德、风俗、信仰、舆论等复合型控制手段转变。3、封闭型控制向开放型控制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的人员和资源流动逐步加快，伴随着通讯、传媒技术的使用，在农村各种最新信息已能迅速传播。乡村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4、非制度型控制向制度型控制转变。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模式把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作为控制的根本依据，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主要是看农村管理者的贤能与否。随着国家法制进程的加快，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原有的非制度化控制模式开始逐渐向法制型模式转变。《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表明国家控制村落社会的方式开始向制度化轨道转变。
当然，必须承认，尽管我国乡域社会控制模式在发生着相应的转变，但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时期相比较，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从内部环境来看，乡村社会失范问题凸显。失范，指没有行为规范和标准，或虽有行为规范和标准但不够明确甚或互相矛盾的社会结构或个人品质。 在转型社会中，乡村社会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社会价值出现多元化，一般乡民更关注个体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追求，而国家倡导的村民自治等制度安排难以成为普通民众的价值追求，同时民众和农村基层组织也都缺少实现国家倡导的新农村发展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从现实情况看，目前农村存在诸多治安问题和社会隐患，主要有: 盗窃、抢劫、伤害、杀人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并占到农村刑事案件的绝大部分; “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并诱发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一些地方，因宅基地、责任田、水利设施等引发的财产纠纷和其他民间纠纷频繁发生，农民上访和农村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此外，在部分农村，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农村“信仰流失”现象，有可能成为产生社会新矛盾的土壤。社会失范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是导致社会规范作用丧失、社会发展目标倾斜、社会结构秩序混乱的罪魁祸首。
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在传媒力量迅速扩张的时代，社会管理的难度提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一直掌握着较大的控制权。从现代国家的管理制度来看，乡镇人民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代表，同样肩负着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责。但不难发现，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过去掌握着八成以上“最有价值信息”的各级政府可以“垄断和封锁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政治统治的信息”，实行封闭性社会控制。 但如今，社会个体通过简单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即可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监控。随着地方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从前各级地方政府拥有的舆论威权以及实施社会控制的空间也被压缩，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控制主体开始被质疑，正如埃瑟·戴森指出，新媒体“使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几乎对它束手无策”。在地方政府的形象塑造上，媒体表现出强大的作用力。作为对地方政府社会控制的“钳制”，网络社会可以通过负面舆论消解政府权威，甚至剥夺政府社会控制的合法性。2008 年7 月，上海发生杨佳袭警案，杀死6 名警察的青年杨佳无疑触犯了法律，但在网络舆论中他却被部分网民称为“大侠”，反映出网民对警察和政府的不信任。
综而述之，社会控制是社会管理的向度之一，但社会管理并不等于社会控制，在实践中，也切忌将社会管理简单地演化为社会控制。从社会管理的本质来说，虽然有需要控制和监管的内容，但终极目标还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⑤如何处理好社会控制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将直接影响社会管理的成败。
